广州日报：89岁屠呦呦，国家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屠呦呦教授团队在青蒿素领域研究又“放大招”。她的团队发现，双氢青蒿素在治疗具有高变异性的红斑狼疮方面有独特效果。根据前期临床观察，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和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治疗有效率分别超过90%和80%。屠呦呦教授表示，随着对青蒿素研究的深入，将来还会有更多科研成果产出，也会有更多新药投入临床使用。作为中国首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今年89岁的屠呦呦依然躬耕在科研第一线。回顾起自己60多年的科研生涯，屠呦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要用毕生精力让青蒿素物尽其用，让中国中医药造福全人类。“国家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虽然屡获大奖，但屠奶奶这些年深居简出，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最近，关于青蒿素对于红斑狼疮有疗效的消息让人振奋。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不过，对于屠呦呦团队成员来说，青蒿素用于红斑狼疮治疗不是新鲜事。

青蒿素研究远未到收官阶段

　　屠呦呦教授课题组在青蒿素用于红斑狼疮治疗方面从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杨岚研究员1995年加入屠呦呦团队，一直担任屠呦呦的助手。她表示，屠呦呦课题组在完成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药效学和安全性研究的基础上, 于1995~1997年, 委托北京中医医院进行了双氢青蒿素片治疗对红斑狼疮的临床观察。结果显示，双氢青蒿素片对各种光敏性红斑皮损消退效果明显, 对关节痛等全身症状及全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尿蛋白阳性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对同时服用激素的红斑狼疮患者, 均未增加用量且逐渐减少激素用量至5 毫克/ 天维持量时, 病情仍可好转, 说明该药对红斑狼疮疗效肯定, 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双氢青蒿素具备开发成为新一代治疗红斑狼疮的安全、有效药物的潜质。

　　屠呦呦表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宝库，可供挖掘的资源还非常多。以青蒿素为例，随着团队对青蒿素的研究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科研成果产出。在她看来，对青蒿素的研究远远没有到收官的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升级，将来会有更多新药投入临床使用。屠老说：“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努力去做好，国家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获奖前后生活没什么变化

　　屠呦呦对于获奖看得很淡泊，就在去年还曾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屠呦呦说，自己一辈子想的就是老老实实把科研做好、把课题做好，希望把青蒿素的研究更深入，开发出更多药物，造福更多人，没有心思想别的。“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没想到要得什么奖。我做科研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奖。”

　　1955年参加工作，屠呦呦从事医药学研究已64年。她说，自己是误打误撞走进了医药学的世界。“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周围的中医治好了很多病人。我当时就想，学医可以让这么多人免除病痛，是一件很高尚的事。但说实话，当时我并没想过自己将来一辈子会沉浸在医药学的世界中。”1946年，16岁的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休学。那时医学还不发达，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她的病才得以好转。这次经历也让她对医药学产生了兴趣，1951年她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

　　在她看来，自己这些年能集中精力做研究，离不开丈夫的支持。“大大小小的事多亏了我们家老李，到菜市场买菜、洗衣服、做饭这些事，都全指望他。”屠呦呦笑言，李廷钊就是自己的生活秘书。在屠呦呦相继获得诺奖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她更忙了。通常屠呦呦与记者或来宾在家中聊天，李廷钊则负责在旁边忙前忙后。

　　说起老伴屠呦呦，李廷钊一脸疼爱。“她年轻的时候工作太拼命，经常在实验室中一待就好几天，那时的实验室条件也不好。”如今屠呦呦的视力和听力都下降很大，有时在家中和她说话，要大声她才能听清楚。前些年，他一直劝老伴有空了要多休息，多陪陪孩子和外孙女，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只有放暑假，两个孙女过来看她时，一家人才能团聚。”

　　李廷钊告诉记者，2015年诺奖评选委员会曾经打电话给屠呦呦，不过，屠呦呦不知道对方的来历，错过了这个电话。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消息才知道自己得了诺奖。得知获奖后，她曾一度想放弃前往颁奖礼现场。因为那时她腰疼的毛病犯了，每天坐久了腰就疼得厉害，一听说坐飞机要10个小时，就不想去颁奖礼现场。后来她想通了，这个奖代表了中国，是中国的荣誉，才决定前去领奖。

　　年轻时，屠呦呦为了科研“以身试药”的经历也曾让李廷钊惊出一身冷汗。1972年，他在云南“五七干校”工作时，有一天接到屠呦呦的同事的电话说，“你赶紧来一趟”，让他吓了一跳。原来，那段时间，屠呦呦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用乙醚溶剂浸泡青蒿制备实验药品，结果因化学制剂有毒，屠呦呦中毒了，昏迷不醒。李廷钊在妻子身边照顾了一个星期。

　　说起这段经历，屠呦呦倒是轻描淡写。1972年，全国“523”办公室要求中药所在海南疟区试用青蒿有效提取物，观察临床抗疟疗效。这需要制备大量的青蒿乙醚提取物，做临床前的毒性试验。但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药厂都停工停产了，屠呦呦课题组只能找来7口老百姓家装水用的大缸，装上乙醚溶剂，将青蒿浸泡在里面。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危害，当时设备设施比较简陋，没有通风系统，大家顶多戴个口罩。有一次，屠呦呦在做实验时突然昏倒，同伴们赶紧将她送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她因接触大量化学溶剂，得了中毒性肝炎。因肝功能损坏，她满口牙痛甚至松动脱落，那段时间，她只能吃松软的食物甚至流食。

　　李廷钊说，这些年，尽管屠呦呦得了很多奖，但全家人的生活没什么大变化。“一家人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就是她比以前还更忙了。”

年过八旬每天工作十余小时

　　李廷钊说，随着这几年获奖，前来采访或找她的人也多了起来，这让他有点不太习惯。有时，家中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不过，屠呦呦拒绝了绝大多数采访，哪怕是2016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由官方组织的获奖者集体采访，屠呦呦也缺席了。“她是个喜欢清静的人，现在上了岁数，更喜欢清静。因为腿脚不好，平时只要有休息时间，她基本上在家看书和看论文。”她也很少回老家宁波。屠呦呦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现在荣誉过去了，是时候静下心来继续做事了。”

　　李廷钊说，屠呦呦从事科研数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太少。1972年，屠呦呦带着自己的抗疟疾药物在海南进行临床试验，李廷钊则被安排到云南“五七干校”。那时，他们的大女儿李敏只有4岁。小女儿李军刚出生就送回宁波老家由屠呦呦父母照顾，直到3岁半，才第一次见到妈妈。在很长一段时间，女儿都不愿意叫爸妈。这让屠呦呦和李廷钊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李军表示，小时候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父母陪伴，自己却孤单一个人，直到后来年纪大了，才慢慢理解。很长一段时间，李军都不愿意回到北京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前两年，她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到北京。

　　说起女儿，屠呦呦心存愧疚。“在我们那个年代，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国家需要时，你只能把孩子一扔就走了。在我们看来，为国家做出这点牺牲不算什么。”直到现在，89岁的屠呦呦依然没有退休的想法。课题组需要她做的工作依旧很多，她每天依然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她对于团队对青蒿素研究的每一个动态都十分关注。“我们平时在研究上遇到有疑问的地方，随时可以找屠老师，她也很乐意解答我们的疑问，像她这样的大科学家，还经常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我们这个团队，不管老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青蒿素研究中心的一名成员说。

同事和学生眼中的屠呦呦

　　“她认准的事情就会钻研一辈子”

　　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和屠呦呦共事了几十年。他说，屠呦呦身上有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身上独有的印记。“当国家有需要时，个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得往前冲。”1972年，屠呦呦长期在海南和患者打交道，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她知道抗疟疾新药研发的迫切，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她宁可自己冒这种风险。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没有在家，即便偶尔回家一两天，也马上要到实验室组织讨论和汇报，几年下来，屠呦呦和家人接触的时间少之又少。

　　廖福龙对屠呦呦印象深刻的是，她对于名利的淡泊。屠呦呦在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前，就得过一个在中医药界有影响的奖项——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没想到屠呦呦却婉拒了。她当时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打电话，建议推荐年轻人参选。“她当时说，我都50多岁了，还要这个奖干啥？拉斯克奖和诺奖都是别人主动找上门来的。她这个人对评奖兴趣不大。”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姜廷良也是屠呦呦的老同事，两人同样共事了几十年。他说，屠呦呦自从从事科研开始就表现出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只要她认准的事情，就会钻研一辈子。当时做临床试验需要一些青蒿乙醚提取物，但药厂基本上都停工停产了，只能自己制备。屠呦呦只好找来几口大锅，在里面倒入乙醚溶液，然后把青蒿浸泡在里面，进而生成试验样品。但乙醚有很大的刺激性味道，并且极容易挥发。当时，整个办公室都弥漫着乙醚的刺鼻气味，当时也没有排风系统，甚至连一台风扇都没有。但用这些乙醚提取物做实验，势必长期暴露在挥发的乙醚中，时间长了，她就头晕眼花，甚至莫名其妙流鼻血。有一次还因为中毒过深，昏迷不醒。

　　姜廷良介绍说，200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在全球推广。在姜廷良看来，屠呦呦获奖和被表彰是由于她和她的研究组第一个把青蒿的化学活性部位引入“523”, 第一个分离获得青蒿素, 第一个做临床。“第一就是首创, 科学研究的灵魂是原创。这表明, 人们认识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崇尚原始创新、追求卓越的正能量正在壮大。”

工作是她生活最大的乐趣

　　杨岚研究员对屠呦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对工作的痴迷。“屠老师整天想的就是青蒿素，怎么把青蒿素的功用发挥到最大。对屠老师来说，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生活的乐趣来源于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最大的乐趣。” 在杨岚的印象中，屠呦呦是一个和蔼的、没有架子的科学家，在生活中，她和一位慈祥的邻家老奶奶没什么两样。“有时大家忙了一上午，中午她就和我们几个年轻人一起吃盒饭，边吃边工作。”

　　屠呦呦的生活非常简单。有时，她一整天都在实验室，中午就在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起吃盒饭。这么多年下来，单位组织的旅游屠呦呦基本上没有参与过。她唯一的一次出去旅游是有一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到北戴河疗养了两天。即便如此，她还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提前返程。因为长期在实验室中做实验、观察，屠呦呦经常需要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有时一整天下来都在实验室中泡着。这让屠呦呦的腰和腿都落下病根，尤其是腰疼的毛病常年困扰着她。

　　这些年，屠呦呦的血糖、血脂都有点高。 但只要有空，他还是会到办公室，指导年轻人。屠呦呦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屠老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 对于与工作相关的事更是十分严谨。在实验方向上，她总是亲自把关。只要在实验中遇到问题，她就一定要刨根问底，直到问题解决。屠呦呦对自己的博士、硕士生要求很严，对于学生的论文，总是逐字逐句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所以，选择屠呦呦做导师的硕士、博士，通常“压力山大”。屠呦呦向来坚持绝对不在自己没有主持或参与的课题或论文中署名，她不止一次强调，没有参与就是没有参与，不能因为自己是课题组组长就在论文上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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