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季强：应激励中药新药创新

　　1982年从药学专业毕业后，胡季强便进入当地的一家制药厂。在医药领域埋头经营30余年的他，很在意“专业”这个标签。而胡季强身上的标签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上市公司董事长、中医药领域代表人物、浙江水亭畲族乡某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谈及两会他最关心的医药、医疗、医保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坦言，社会上有怀疑中医药产业的声音，也存在着对中医药的歧视现象。他建议，在国家层面应该建立一个协调机制，真正对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给予支持。药监、医保作为一个市场准入端，应该激励中药新药创新。

　　谈履职：兼具“三重身份”，6年提出超100个建议

　　新京报：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过程中，你大概提了多少建议？

　　胡季强：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到今年，我是第7次参会了。前6次大会总共提的议案应该有40多个，建议超过100个。从议案角度来讲，提出来修法或者立法的议案被采纳的有6件，包括《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法》去年已经正式出台了，整个过程我都参与，从提出议案到筹备立法，到后来参与讨论、调研，最后通过法律前的一次定稿会议我也去了。

　　新京报：今年两会重点关注的方向是什么？

　　胡季强：从人大代表角度来讲，我主要有三重身份。第一重身份是制造业、医药行业、中药产业的代表，我非常关注和制造业、医药产业相关的问题。如医药、医疗、医保这个“三医”，怎么样更好地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第二重身份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代表。我非常关注如何推动民营经济更好地发展，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从民营企业的角度去提出相应的议案，实现真正的一视同仁，平等保护。

　　第三，我也是公民老百姓的一员，我还兼任了水亭畲族乡一个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通过调查、调研，也了解到一些农民农村的意见、建议。比如今年我带来的有“推动传统制造业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和振兴”的建议，也有关于“推进农村‘垃圾革命’、‘洗衣革命’，建设美丽乡村”的建议。

　　新京报：具体到“三医”领域，你觉得哪些问题是需要改变的？

　　胡季强：“三医”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因为这个产业关乎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无论从企业、市场主体层面，还是产业层面，以及从监管、社会管理的角度，都会存在各种问题。今年我重点要关注的是中医药产业。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怀疑中医药产业，这种声音很多，存在着对中医药的歧视现象。

　　新京报：歧视现象？

　　胡季强：比如说，现在在医院、医疗机构的医生没有很好地领会中西医结合（的理念）。所以，在医疗机构采购药品中，对中药加以排斥，甚至有的医疗机构明目张胆地在药品采购公告当中写“中药制剂除外”。

　　我们目前的医疗体系实际上由西医主导，认为中医中药可有可无。为了降低医疗成本，控制使用中药甚至把中药排除在外，这既违背了十九大报告“中西药并举”的方针，也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

　　从药品的市场准入、技术准入角度，国家药监部门是管审批的。但是，由于评审标准的问题，中药、西药评审标准不分，完全用西药的标准来评审中药，中药很难去适应，很难通过。

　　所以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大一个中药产业、1500多家中药厂，国家药监局2016年、2017年、2018年三年每年都只批了一个中药新药。政策环节不鼓励创新，不支持创新，不拿出一个根据中药特点推动创新的评审标准，中药行业日渐式微。

　　谈建议：希望建立协调机制对民族医药产业给予支持

　　新京报：西药新药一年批了多少呢？

　　胡季强：西药去年批了49个。从药监角度的技术准入，药品需要批准以后才能允许进入市场。从医保角度，如果这个药品不进医保目录，让病人自费，也卖不出去。一般需要花10年-20年、平均15年的时间，才开发出来一个中药新药，好不容易审批出来，进不了医保等于上不了市。譬如我们公司就有一个产品，2011年拿到国家批文，到现在也没有进医保。

　　医保作为一个市场准入端，没有鼓励中药新药创新，导致这些年中药产业在整个医药产业中的比重在逐渐下降。特别在医疗机构当中，中成药的使用绝对金额都在下降。所以，药监、医保作为市场准入端，应激励中药新药创新。

　　新京报：你有什么建议？

　　胡季强：我牵头提出一个重点的联名建议，希望在国家层面去高度重视中医药产业发展，希望国务院层面能够建立一个协调机制，真正对自己民族医药产业给予支持。比如，提出“中医药传承发展顶层设计”，合理调配涉及中医药全产业链管理的部门职能，最大限度减少“九龙治水”带来的监管空档和低效，提高监管的协调性和科学性。督促卫健委、中医药局真正落实“中西医并重”的国家大政，充分认识中医药的临床价值，推进中医药临床路径制定工作，加强合理用药管理，严厉纠正粗暴对待中药的做法。督促国家药监局尽快研究制定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审评审批体系，把制订《中药注册管理办法》纳入修法计划，启动中药上市后再评价工作。

　　谈医药市场：仿制药过高的价格必须要降下来

　　新京报：此前，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的方案印发，这会产生何种影响？

　　胡季强：中国药品市场对比发达国家药品市场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如果我们把中药拿出来以后，剩下来这块市场就是西药的市场。美国是87%的医生处方是仿制药，就是老药，但是它的市场份额按金额来算，只占了15%左右。而反过来，只占百分之十几处方的新药却占了接近80%的市场。这样一种市场结构对整个医药产业的创新是巨大的推动，对老百姓比较难治的包括一些肿瘤、糖尿病等，不断有新药出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国家到2018年为止，市场格局这块，西药仿制药原研药的处方可能占百分之八十七，甚至百分之九十，但是金额也占了（百分之）八十几。反过来，创新药只占了百分之十几的市场。

　　总体而言，（方案）在医药行业非常有影响力。“国家药品集中采购4+7”去年12月6日落地，就是四个直辖市加七个副省级的中心城市，国家来协调集中招标采购药品。我觉得，通过不同方式降低仿制药和过了专利期的原研药虚高的价格也是应该的。

　　新京报：降低仿制药虚高的价格，还有什么办法？

　　胡季强：前年开始，国家推出一种新机制，一些新药通过谈判，用中国比较大的市场去换取更低的价格来进入到医保，确定报销标准。去年，17个抗肿瘤药降价并进入医保目录后，销售量成倍，甚至成十倍地增长。一些原来用不起的新药，50万、30万一年，还自己掏钱，现在降到20万、10万，甚至5万一年，医保允许报销，个人几乎掏很少的钱就能用上这些救命的药。这样一种机制实际上是国家从病有所医的角度出发，切实关心到了人民的健康福祉。

　　但是，要让更多新药入市，市场空间要腾出来，仿制药过高的价格必须要降下来。降下来的标准是什么？过去因为没有标准，我们的仿制药质量参差不齐。所谓的仿制药仿的是化学标准，临床效果角度来讲不一定相同。所以，要对这些仿制药进行一致性评价，对标国际标准，对标原研药评价，质量和疗效两个角度一致。疗效一致性，是要做一个生物等效临床实验。

　　国家从2016年开始推动药物评价，去年已经有100多个品种通过了评价。所以选择部分品种来统一采购价格，最后确定谁中标，谁就获得招标市场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个方案确实把虚高的价格降下来，但是由于太猛烈，采用的方法是最低价格、唯一中标，而不是通过竞争确定一个国家支付的价格，市场采购的时候，你再去跟医院谈。仿制药过去相对价格比较高、毛利比较高，很大一块毛利都用在销售上。这个费用实际上不尽合理。新药要去技术推广、介绍，仿制药其实不需要。这么大的费用是流通环节中消耗的，是从90年代开始慢慢形成的。做药靠这种手段，不是真正靠技术靠质量是不对的。

　　新京报：你认为什么样的结构对发展最好，也最能结合中国国情？

　　胡季强：比如说十年之后，我们中高端医疗市场中占70%金额的是创新药或者生物药，15%左右是中国特色的中药，然后15%是仿制药。新药的研发投入非常大，一个新药在国外要投入几十亿美金。在中国的话，真正的创新药至少投入几亿到几十亿人民币。所以，新药刚刚上市的时候，一定要用高价格来补偿，否则不可能去创新。

　　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讲，也是推动新药创新的。在香港港交所生物板块，没有销售亏损的创新药公司也可以上市挂牌，这就可使一些研发型的公司在产品研究阶段，通过募集资金来支持后续研发。作为从天使轮到A轮、B轮下来的投资者，不一定要等到药品上市了赚了钱再回本，（也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退出机制，这样就能很好地来推动创新。去年医药行业的一个重大事情，就是资本市场促进了药物的创新。

　　科创板里面专门有一个类别就是生物制药。可以跟在香港一样，做创新药的创新公司不一定要有利润，甚至亏损的、业务没有开展的，或者就是研发的企业也可以申请上市。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