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的先行者方药中

　　编者按：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潮在中华大地上涌动，中医药事业迎来了前无古人的创新发展。这一年，在全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背景下，中医药行业的研究生教育也诞生了。40年来，研究生教育已成为培养中医高级人才的主渠道，成为我国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的硕果之一。本文通过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研究生、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许家松的视角，追忆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方药中先生为中医药研究生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78年，著名中医学家岳美中先生、方药中创建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班，由方药中长期主持工作。那时，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可谓从“零”起步。长期从事临床和教学工作的方药中高瞻远瞩，以战略眼光，倾其智慧和心血，提出了中医研究生教育的新理念、构建了顶层设计并一路艰苦践行，奋力开拓，对我国中医药研究生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首届研究生、方药中的学生和传承者，毕业留院一直从事研究生教育的工作者，我感受、见证并践行了中医药研究生教育40年来的发展。

　　诞生于改革开放的中医研究生教育已走过了40年。欢庆之际，回顾40年来的发展之路，深感构建好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的顶层设计，是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发展创新的重中之重，而前辈群体的高尚情怀和奉献精神是成功践行的精神支柱。

△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班与邓铁涛（前排左四）、潘澄濂（前排左五）、方药中（前排左六）的合影。

△1979年，许家松（左）与导师方药中（右）合影。

广开生源，学历与实践并重

　　经历10年“文革”浩劫，中医药出现了乏人乏术、人才断层的局面。方药中主持招考工作，把一些优秀考生收入麾下，继承了中华教育“有教无类”的传统理念，提出广开生源、理论与实践并重，严把“三关”考试，实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除了必须具备政治思想品德方面的前提条件之外，制定了三条具体条件：一是具有高等院校学历，包括“同等学历者”。这样既把长达十余届高等中医院校毕业生作为生源的主体，而且也把部分西学中、中医传统师带徒、多学科学习和从事中医的优秀人才吸引到考生中来，以“同等学历”为他们开启了一扇门。二是必须具备三年以上的临床实践，避免将脱离临床、只会背书本的考生招入。三是严把“三关”考试。第一关是全国统一招生命题，在考生当地应试；第二关是经统一阅卷后，从1168名考生中按分数择优选取了100名到北京参加复试；第三关是面试，由岳美中、方药中、任应秋、刘渡舟四位著名中医药学家担任主考分成四组进行面试。最后从中录取了50名考生成为中医研究院的首届研究生。实践证明，这批汇聚了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在研究生班的大熔炉里经历锤炼成为优秀的中医药人才。几十年来，他们耕耘在中华杏林，成为中医药事业的一代栋梁。

重视经典，构建研究生课程体系

　　传承和发展是中医药学两大永恒的主题。方药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浩瀚的中医典籍中，选取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代表性医著，构建了研究生系统研读古医著的主干课程体系。再考虑到中医药学术发展一脉相承而又流派纷呈的特点，开设了“中医各家学说研究”。考虑到中医药学近现代的新发展和当前学术动态，开设了“临床专题系列讲座”。在考试方法上，采取了对四部医著进行“注释”的方法，考察学生对中医文献的研读能力。后来经方药中集腋成裘，汇成四部医著的“注释”正式出版，成为国内外学习中医药古医著的重要参考书。这一课程体系为研究生研读传承中医经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经历近40年的坚守和验证，这一课程体系已被广泛认可。

　　方药中不反对学习外语，但是在中医药研究生课程设置上，他力主并毅然决定把“外语”列为“选修”课。他认为，传播中医需要外语，但是研究生只有短短两三年的学习时间，就是全部时间用于学习外语，也很难达到运用外语进行学术交流的水平，而学外语势必冲击、削弱专业学习，如今后工作需要，可以送出去专门学习外语。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建议把外语课作为中医研究生“选修课”的报告由方药中、任应秋、李今庸三位署名呈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卫生部。这一建议，虽长期未被采纳，但至今仍值得反思。

“提要勾玄”，创新教学方法

　　研究生教学的方法与大学本科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方法，从内容到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研究生教学还是沿用本科教学方法的老路吗？显然不行。方药中在构建以四部古医著课程体系的同时，创新提出“自学为主，提要钩玄”的教学方法。具体要求是由任课教师制订课程进度，列出学习的具体篇目，学生的自学进度和专题报告题目。主讲教师按进度对原著进行“提要钩玄”和开设专题报告。至今难忘前辈大师们所作一堂堂精彩的“提要钩玄”课。大家听了，大有顿开茅塞、耳目一新的感悟，认为这种“提要钩玄”真是把中医理论讲透了、讲活了、讲实了，真正做到了提其精要，钩其玄机，易用难忘，受用终生。

严聘名师，汇成中医百家讲坛

　　方药中对讲课老师的选聘极为严格，标准是必具真才实学。他以宽广的学术胸怀，广聘了不同学术流派和多学科专家来班讲学，不搞一言堂和一家之言。专家中不但有中医界各路名家，还有中西医结合名家、训诂学、文献学、古天文学、气象学等多学科名家。每位专家首次登台讲课，方药中都会亲自陪同，亲自介绍专家的学术成就，然后一定坐下来和学生一起听课。每位专家最后一次讲课时，也都由方药中亲自答谢。正是这种宽广的胸怀，对学术的尊重和自身的学养威望，以及研究生的高水平和对知识的渴求，使得所聘百名专家都欣然前来，从不提及报酬和接待条件。那时候，《黄帝内经》由任应秋、方药中、程莘农主讲；《伤寒论》由刘渡舟、万友生主讲；《金匮要略》由金寿山、李今庸、何任、方药中主讲；《温病条辨》由董建华、赵绍琴、邓铁涛、黄星垣主讲；《各家学说研究》由任应秋、姜春华主讲。百余名专家荟萃研究生班五尺讲台，字字珠玉，尽展风采，荟萃成“中医名家百家讲坛”。其讲稿后由方药中汇集整理出版，包括《中医名家基础汇讲》《中医名家临床汇讲》《中医名家温病汇讲》三大卷。

理论联系临床，广泛开展交流

　　方药中一生从未脱离过临床，强调理论必须紧密联系临床运用，中医药高级人才必须“会看病”。为此，建立了突出中医特点的研究生班病房，由方药中、时振声负责，研究生可以参与管理病人。每周方药中都会带领他的研究生跟随查房，来讲学的名老中医也会被邀至病房会诊，记得潘澄濂、万友生先生等都曾来病房会诊。为了开展学术交流，方药中还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病科建立了协作关系，记得每隔一周方药中都会带上我们这些学生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病科查房。会诊中，他在理法方药方面条分缕析，做出精彩讲解。

　　1986年，国家首次把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研究列入了“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全国七名老中医入选，方药中以“著名中医方药中对慢性肾衰的诊治经验研究”入选，研究生部病房成为临床验证的主要基地，后来这个病房发展成为现在的西苑医院肾病科病房。

突出特点，首创“通才”培养模式

　　方药中认为，中医药高级人才的培养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突出中医学的特点，适应国家的需求，他们应具有承担多方面工作的能力。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恒动观，因此分科不宜过细过窄，因此，应以“通才”模式为主。“通才”可以概括为“懂理论，会看病，能讲会讲”这十个字，其实，这个十字通才模式，看似宽而实则严，实现起来颇不容易。

　　就“懂理论”来说，经历中医高等院校的学习，对中医药的基础理论已有一定的理解，但真正学进去，做到真正“懂”其本质精髓，绝非一日之功。

　　再说“会看病”，做到中医辨证准确、理法方药俱悉、治疗有效并不容易。需要导师的学术指导和实践经验的传、帮、带以及个人实践才能实现从“能看病”到“会看病”的跨越。

　　再说“能讲会写”，作为一门传统医学，传承是中医人必备的能力，这就需要具备表达、交流和传播中医药的能力，用方药中的话说，“那就要能讲会写”。记得在我们读研的第二年，方药中就让我和同学何绍奇在西苑医院内科出诊，并给全院参讲医古文。后来又让于天星老师、王琦、何绍奇和我四人去给海淀区的《黄帝内经》学习班讲课。此外，还让我们定期写出医案、医话，经他审阅并作出修改后，推荐到各中医杂志发表。在这一模式培养锤炼下的我们，在毕业后的几十年里，大部分都经历过多种工作的转换，如临床、教学、科研、文献、编辑出版、部门管理等，由于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能承担并胜任多种工作。

艰辛践行，打造“中医黄埔”

　　创新的顶层设计，要靠踏实践行来实现。建班之初，研究生班没有独立的人、财、物权，任何事都必须经过层层审批。人员编制业很少，专职教学人员只有7名，他们要从事四部经典、中医辩证法和选修课的教材编写、整理和部分教学工作，还要承担组织教学、考试、阅卷、辅导和外请专家的接待工作等。办公室和招生办只有3名工作人员。教学用房只有两个教室，办公用房有两间教研室，后来，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建起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料室。回忆当时，最让人感念的是中医前辈群体的高尚情操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那时，外请专家的接待条件十分简陋，下榻在家属宿舍一个小两居的房间内，用餐就在大食堂的一角打个隔断。记得有一次，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黄星垣先生，不远千里连夜从重庆坐火车到北京讲课，工作人员忘记开门，黄先生只好在大食堂的大面案上吃了早餐。他对此毫不介意，餐后立即登台讲课。接待用车也是一大难题，记得每次必请的著名中医学家赵绍琴总会主动告诉我：“我知道你们有难处，不用找车接我了，我自己解决吧。”

　　更令人敬佩的是中医前辈群体那热爱忠诚于中医药事业的高尚情怀和奉献精神。难忘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为我们主讲《黄帝内经》的情景。每次，他都是早早就从和平里北京中医学院驱车来到西苑，使用的讲稿是用方格稿纸、一字一字，工工整整手写而成，课前整齐地摆放在讲台上。有一次，他发现讲稿拿错了，按说，这位讲授了几十年《黄帝内经》的著名教授既使没有讲稿，也完全有把握讲出高水平。但是，他立即提出让一位学生回和平里去取，还仔细嘱咐讲稿的放置位置。没想到，学生刚走出教室，他就匆匆追到教室外，说：“还是我自己回去拿吧，再拿错了，可就耽误大事了。”然后亲自取回了讲稿才开始讲课。专家们的讲课时间，一般是半天4个学时连讲，中间自己安排一次短暂休息，一般就坐在教室里。当时我们不懂事，往往见缝插针，一下课就围拢过来，连连提问，这让年逾古稀的老前辈们不得休息，其辛苦与劳累可想而知。

　　多年来，方药中除主讲《黄帝内经》《金匮要略》之外，还是一名万能替补队员。所有专业课程，如出现教师未能及时前来的情况，他都是及时替补，随时登台讲课。我们这些学生也十分乐见这种意外机会，倾听方药中那文理并茂、尽现大师风采的讲课。

　　回忆当年，对知识如饥似渴的追求，让我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晚，大家都会齐聚自习室秉烛夜读，学子们意气风发，高谈阔论，会讨论甚至争辩各种学术问题。这让来自江西的著名中医学家万友生深受感动。来京讲课期间，晚上他会来到自习室辅导大家，讲解他的“寒温统一论”。看到万先生清瘦的身躯，且又辛苦了一天，我们就劝他回去休息，他会开起玩笑说：“你们别看我瘦的很，但是没病，不是恶液质，大家放心吧……”继续给大家答疑。

　　1985年，某位学者发表了一篇对中医发展不利的文章，方药中立即著文批驳，但文章未能在所投刊物上及时发表。没想到，北京的关幼波先生、吉林的任继学先生、湖南的欧阳琦先生不约而同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上，同时发表了这篇文章，共同护卫中医，支持方药中。后来，方药中与著名中医学家张琪、任继学、焦树德、路志正、邓铁涛、何任等七位名老中医就中医发展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联名上书中央，这就是“七老上书”。

　　回顾40年来，百余名中医前辈无数次前来讲学。他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欣然前往，甚至把到中医研究生班讲学看做是一大幸事和乐事。他们怀着对中医事业的赤诚之心、深厚情怀和责任感，传播着中医药知识，支撑着中医药事业发展。是他们齐心协力，把研究生班培育和造就成“中医之黄埔”，成为中医研究生教育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中医学子们，也以前辈群体为榜样，刻苦修炼，德术双修，成为一粒粒良种，播撒到中华大地，在杏林沃土上继续耕耘，成长为中医事业继往开来的一代中坚力量。40年来从研究生班走出过国医大师、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等，收获了多项科研成果，成为本学科的带头人，不少人还走上了各级中医药单位的领导岗位。

　　多年来，我不断得到前辈们的教诲和鼓励。毕业后，我一直留院主讲《温病条辨研究》课。得到任应秋先生，国医大师邓铁涛、李今庸，赵绍琴先生的鼓励和鼎力支持。1989年，我曾为温病“三焦辨证”的源流提出自己的观点，写成《温病三焦辨证源流考辨》一文，得到邓老的首肯。他看后说：“这篇文章我带回去了，推荐给广东《新中医》发表吧。”很快得以刊载。2002年，邓老令我去广州作《黄帝内经》的系列学术报告。给临床医生讲《黄帝内经》，我有顾虑。邓老鼓励我说：“这几十年走过来，深感还得溯本求源，从学经典抓起，也就是从根本抓起。这才让你给他们系统讲讲《黄帝内经》。”医生们都是下班后在大厅吃个盒饭后听讲，结果竟座无虚席。多年来，我还就经典著作和中医发展问题，多次请教国医大师李今庸老师，每次都收到进入耄耋之年李老的悉心指导和详细复函。

　　饮水思源，我深深感念在改革开放中诞生成长的研究生班这一中医高级人才的摇篮和熔炉，深深感念方药中和前辈群体的师恩。

　　40年一路走来，中医药研究生教育伴随国家整体发展的步伐，一路前行，已今非昔比。在规模上，从1978年小小的研究生班，到2005年已发展为我国第一个中医研究生院。在学科门类上，成为涵盖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3个一级学科、涵盖所有学科专业的博士、硕士授予单位。在导师队伍上，从只有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5名发展成为有247名博导、485名硕导的导师队伍。培养研究生人数，已有37届共887名博士、2358名硕士中医高级人才的浩荡队伍。其中培养出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国医大师1名，全国名中医2名，全国中医药高校教学名师1名。从规模、学科涵盖、导师队伍、人才数量和质量等方面，发展成为全国高级人才培育园地的园中园和领军者，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上下求索，提出中医药教育新理念

　　方药中对中医人才培养的新理念与其所受教育背景和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幼时诵读经书3年，《论语》《孟子》倒背如流，打下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继而在父亲教诲下接受中医启蒙教育，练就了坚实的童子功。高中毕业后，于“京都四大名医”、清代著名医家陈修园后裔陈逊斋先生门下受教4年，完成了中医传统的“师带徒”教育。在独立行医8年之后，胸怀“知己知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志，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系统学习西医五年。毕业后，在中医研究院从事内科临床和中医教学数十年。先后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中医与西医、理论与临床多途径的学习、磨炼、比较与碰撞，使他深知其中的长与短，并得以扬长补短，融汇贯通。

　　最幸运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幸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得到了提出新的教育理念。他满怀着对中医药事业的赤诚之心，倾注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从中医学学术整体发展的战略高度，高瞻远瞩，上下求索，先后构建中医学术发展的系列顶层设计：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与框架（已发表论文）；中医学的临床体系——辨证论治体系（已出版专著）；中医学高级人才培养体系（已如前述）。三足鼎立，共同组建成中医学的学术支柱。改革开放以来，中医药工作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深切关怀并享有一系列优厚政策，把中医学评价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满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从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层面上，构建起了顶层设计，提供了保证，并顺利实现着，可谓大政方针已定。

　　个人认为，从中医药学学科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构建中医药学学术本体的顶层设计是根本之根本，重中之重。这需要我们中医人集思广益，集中精力，真正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用智慧和心血来完成和完善这一历史重任。方药中是一位顶层设计者、先行者和践行者。

　　在改革开放中诞生的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已进入不惑之年。欢庆之际，我们更要回顾和思考走过的路，规划设计好当前的路，筑基铺路，展望似锦前程，在21世纪，实现中医药学的腾飞，创造新的时代辉煌！（许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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