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在躬行

　　今年是李时珍诞辰500周年，蕲春县、黄冈市乃至湖北省都十分重视，隆重纪念。500年沧海桑田，几度风云，帝王将相也不在少数，可是大家为什么要对一位医生举行如此盛大的纪念仪式呢？答案就是他心系苍生、躬行仁术。

　　明代学者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评价它为：“性理之精蕴，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道：“《神农本草经》而下，集本草者无过于此。”英国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而同是英国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更是对李时珍推崇备至。他曾说：“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李时珍那部登峰造极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利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不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至今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中医学史和其他各门科学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本草纲目》之所以至今仍对世界多个领域有重要研究价值，我认为就是因为它的科学性、系统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实践，也只有高水平的实践才能造就这一切。

　　李时珍的实践精神包括四个核心要素：继承、质疑、实践、创新。这四个要素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正因为这四个核心要素，才造就了伟大的李时珍，造就了伟大的《本草纲目》。

　　继承——一切伟大的前提

　　继承前人遗留的宝贵知识财富，是成就《本草纲目》的前提条件。李时珍在27年间，充分研读了《内经》《难经》《金匮》《脉经》《伤寒论》和各家《本草经》等前人的医学书籍。在《本草纲目》第一册序列中，李时珍自己统计列出阅读历代41家本草，引用古今277个医家书目，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籍440种，间接引用300多种。这些前人的宝贵知识财富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拓宽了他的知识结构，为编写《本草纲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质疑——对待知识的态度

　　李时珍是批判性地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

　　首先，他采用传统的“通考据”治学方法，通过对文献的占有、校勘和订正，考据、诠释、整理和疏通等工作，纠正旧说的错误，求得正确的理解和知识。其次，他对书中记载的内容也是批判性地继承，在阅读研究与临床应用中，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书存在不少问题，药物分类上“草木不分，虫鱼互混”。如“生姜”和“薯蓣”应列菜部，而古代的本草书列入草部；“兰花”只能供观赏，不能入药，而有的本草书，将“兰花”当作药用的“兰草”；更严重的是，竟有人将有毒的“钩藤”当作补益的“黄精”。也正是对历代本草书籍的质疑，才萌生了李时珍重修本草的想法。

　　李时珍彻底打破了这种落后的分类方法，据《证类本草》而按药性属性本质和生态分类，此外如菜、果、虫等皆作详细分类，类之下，又成功地采用“以纲擎目，纲举目张”法，将繁复紊乱的药物，予以重新组合。此分类法既科学，又切合实际。

　　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读书的同时，李时珍重视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经常带着学生和儿子，不畏艰险，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走访群众，广收民间蕴藏的药物知识，记录药物特征，搜罗百氏。十多年间，他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湖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行程不下万里。他访问了无数有实践经验的铃医、老农、樵夫和猎户，不耻下问，力图将所研究的药物逐一调查，详细考证，力辟邪说，绳谬补遗。

　　根据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的记载，穿山甲是一种食蚁动物，它“能陆能水，日中出岸，张开鳞甲如死状，诱蚁入甲，即闭而入水，开甲蚁皆浮出，围接而食之。”穿山甲的生活习性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李时珍跟随猎人进入深山老林，进行穿山甲解剖，发现该动物的胃里确实装满了未消化的蚂蚁，证明了本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但李时珍发现，穿山甲不是用鳞片诱蚁的，而是“常吐舌诱蚁食之”。他修订了本草书上关于这一点的错误记载。同时，他又在民间收集了穿山甲的药用价值，记载了一段“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了乳长流”的顺口溜。

　　创新——彰显历史的高度

　　李时珍还提出了“脑为元神之府”的说法，这在当时普遍认为“心主神志”的条件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还首创了用冰外敷降温和蒸汽消毒防瘟疫，首次提出了命门“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首次依据牛黄、狗宝等提出人的胆石症，首列“百病主治药卷”，对内外妇儿等113种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治、药物等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李时珍力求“博而不繁，详见有要”。在药物分类上，李时珍改变了历代本草对每种药物采用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采取了“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科学分类，把《本草纲目》分为16部（纲），62类，合成52卷。李时珍对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体现在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达尔文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崇尚“分类就是创造”。

　　《本草纲目》中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但有实用的科学价值，而且奠定了近代植物分类学说，比西方植物学分类鼻祖瑞典人林奈早100多年。

　　启示——时代赋予的课题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自然因素，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城市的发展，人类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把数十亿吨计的废气和废物排入天地之间。“天之浊毒”“地之浊毒”“人之浊毒”等“浊毒”物质充斥全球每个角落以及人的机体之中。食品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血脂超标、血糖超标、重金属超标、尿酸超标……人类逐渐成为时代产物的“浊毒垃圾桶”。如何去除浊毒，是当代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总结继承前人理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我们提出了“浊毒理论”，广泛用于指导临床多种疾病的治疗，尤其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和不典型增生等胃癌前病变。胃癌前病变，西医认为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对这一论断心存质疑。《灵枢》曰：“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天下没有不能治的病，只是没有找到方法而已。我们目前运用浊毒理论，指导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和不典型增生等胃癌前病变，经过数万例患者的验证，疗效显著，并且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步完善和发展浊毒理论。如今，浊毒理论已广泛用于指导内科多种常见疾病，如慢性肝病、溃疡性结肠炎、心脑血管病、肾炎肾病、尿毒症、风湿免疫病等40余种疾病的治疗，相关学术报道有万余篇。

　　我们深知，大道至简在躬行，贵在躬行。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最好的论文应该是在临床上；最好的奖励是患者的满意。李时珍伟大的实践精神告诉我们，中医药学要想不断地发展，必须要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实践的验证来取得创新。能指导实践的理论才有价值，扎根于实践的理论之树才能长青。（本报记者葛伟韬 徐婧整理）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