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聚八方名家 开创中医伟业

　　【 中医研究院成立始末 】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

　　1955年12月19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北京广安门内北线阁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亲笔题词：“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卫生部任命鲁之俊为首任中医研究院院长，朱琏、田润芝为副院长，彭泽民为名誉院长，萧龙友为名誉副院长。

　　典礼当天，到会祝贺的有李济深、谢觉哉、习仲勋、徐特立、张际春等领导，全国政协、统战部、国务院、卫生部等有关部门人员约400人应邀出席。

　　同一天，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即今西苑医院）也宣告成立，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

　　屡遭坎坷 伟人力挺中医

　　中医研究院成立的缘由，可以追溯到1950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余云岫提出的“改造旧医实施步骤”方案，引起了中医界代表的抗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支持了中医代表的要求，并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最终，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

　　然而，在建国初期的几年里，部分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一政策，中医受排挤的现实依然存在。这引起了中医界和广大患者的不满。

　　1953年，毛泽东主席批评了卫生部领导轻视、歧视、排斥中医的错误做法。1954年，他对当时中医存在的问题又做了重要指示。同年4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杭州对针灸疗法实验所所长朱琏说：“针灸是科学，不是土东西。”“针灸大有名堂，将来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要用它。”同年6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各方支持 筹备顺利进行

　　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11月2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加强对中药的管理和研究工作”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了党中央对中医中药研究工作的要求。

　　1954年9月12日，卫生部派鲁之俊、朱琏、何高民负责筹备成立中医研究院。不久，董必武选调30多名干部和工作人员充实筹备处的办事机构。

　　1955年初，筹备处首先建立了针灸研究所和中医门诊部，并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医研究院方案（草案）”。5月20日，筹备处成立了党总支委员会，鲁之俊任书记。

　　从1954年10月到1955年12月，经过一年多的筹建，先后接收了原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所等多家单位，建院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制定规划 引领全国发展

　　中医研究院成立之后，从全国选聘的30余位著名中医药专家，建立了8个机构，开展内外妇儿、骨伤、眼科以及针灸、中药等方面的科研、临床和教育工作。从此，中医药发展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1962年，中医研究院负责起草并制定“1963至1972年医学技术发展规划（初稿）”，涉及中医临床各科的疗效和机制、针灸疗效和作用机制、中药研究、中医文献整理研究、医学史研究等5个项目。

　　1963年，在全国医学科学工作会议上，卫生部指定中医研究院为十年规划中医中药项目主要负责单位，并承担29个课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中医专题委员会和国家科委中医中药专业组成立后，办事机构设在中医研究院。从此，中医研究院担当起引领全国中医药科研的重要任务。

　　1965年，中医研究院上报了全国“1963年至1964年关于医学科学十年规划（祖国医学部分）研究工作执行情况”，并编制了1965年至1966年中医中药研究奋斗目标。

　　【 32位中医大师云集京城 】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一个研究机构的建立，动用行政手段，从全国征召首屈一指的名医大师，这是史无前例的，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事业的高度重视。

　　1955年1月以后，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陆续从全国9省市聘请了32名具有真才实学的名老中医汇集京城，参与中医药工作，考虑到中医不同学科之间的建设问题，所征聘的人才基本涵盖了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的诸多领域，使得中医研究院从起步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

从全国各地先后聘请了40余位著名中医专家

　　在内科领域，汇聚了擅治温病时疫的蒲辅周、时逸人、刘志明；专攻脾胃病的步玉如、徐季含；研究肝病的陈慎吾、李振三、赵惕蒙。其他如萧龙友、于道济、赵锡武、孙振寰、冉雪峰、王文鼎、余无言、杨树千、黄竹斋等，都是各地德高望重的名医。

　　在外科方面，段馥亭自成一家，皮外科朱仁康，骨伤科杜自明、葛云彬，痔瘘科周济民等，身怀独门绝技。

　　针灸高手有高凤桐、郑毓琳、叶心清；推拿按摩请来了丁伯玉、卢英华。

　　儿科专家有王朴诚、王伯岳、王易门、赵心波、金昭文。

　　妇科名医有钱伯煊、沈仲圭、郑守谦。

　　五官科中，聘请了来自喉科世家的耿鉴庭；眼科则选调了姚和清、唐亮臣、韦文贵。

　　在中药研究领域，赵橘黄、朱颜不负众望。

　　医史文献研究方面，陈邦贤、谢仲墨、何时希颇有建树。

　　对图书馆建设，耿鉴庭、龙伯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医教育方面，杨树千等人有丰富的办学经验。

　　以上名医大家，大多文医兼通，个个身怀绝技。他们将自己的中医专长奉献于患者，传授给徒弟，开拓和奠定了中医研究院的千秋基业。

　　从1954-1965年的十余年间，在被选调到中医研究院工作的32位著名中医药专家中，先后有冉雪峰、赵锡武、蒲辅周等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郑守谦、陈邦贤、蒲辅周、岳美中等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鲁之俊、钱伯煊、赵锡武、朱颜等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蒲辅周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还有不少老中医当选北京市或各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医研究院逐渐成为国家级的中医药研究中心，引领全国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

　　【 蒲辅周与中医治疗乙脑】

蒲辅周（中）在会诊

　　被周恩来总理称赞“高明的中医，又懂辩证法”的蒲辅周是名老中医的优秀代表之一。他在紧急关头独辟蹊径，精确辨证，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树立了中医的威望，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9月4日，《健康报》在头版报道了这场抗击疫病的成果：“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一时在全国传为佳话。

　　事情是这样的。1954年暑季，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出现了流行性乙型脑炎，患病人数众多，西药治疗未见奏效，死亡人数剧增，情况十分危急。石家庄市卫生局紧急组织以老中医郭可明为主的乙脑科研治疗小组，运用中医温病学理论，使用白虎汤和清瘟败毒饮、安宫牛黄丸等，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1954年，治疗小组一共收治31例乙脑患者，无一例死亡。1955年的治疗也获得了90%以上的治愈率。

　　1955年9月2日，卫生部专门召开会议，正式确认了中医救治乙脑的显著疗效，并决定在全国推广。

　　1956年8月，北京地区也开始流行乙脑。儿童医院和传染病院人满为患，病儿死亡率很高。最初，许多医生仿效石家庄治疗乙脑的做法，使用白虎汤加上西药、输氧等方法治疗，但累试无效。有的患者不仅高热不退，而且病情不断加重，有人竟怀疑白虎汤治疗乙脑的功效。

　　在此紧要关头，卫生部立即组织中西医专家组成乙脑医疗工作组。蒲辅周、赵心波等十多位中医临危受命，前往北京儿童医院和传染病院观察治疗。

　　蒲辅周认为，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石家庄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但关键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辨证施治。

　　他辨析，中医历来治疗外感热病讲究掌握季节气候特点。石家庄与北京的乙脑疫病虽同在暑季，但石家庄久晴无雨，天暑地热，乙脑患者偏热，属暑温热型，用白虎汤治疗，可以辛凉透邪，清气泄热，切中病机，故能奏效；而北京久雨少晴，天暑地湿，湿热交蒸，暑湿流行。人处天地气之中，怎有不受暑湿之邪干犯之理？天气湿热，患者症状表现为兼有湿邪，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烧不退，反而会加重病情。正确的方法应当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通阳利湿，使湿去热自退。

　　蒲辅周的独特见解得到了其他中医的支持。工作组随即对病人改投通阳利湿法，遣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三石汤等方剂化裁。患者服药之后立竿见影，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不少垂危患者起死回生，迅速遏止了一场可怕的疫病。

　　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蒲辅周先后在《中医杂志》发表了《参加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一些体会》及《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施治的一般规律》等文章，总结了此次救治乙脑的思考和经验。

　　在几次大的温病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严峻时刻，以蒲辅周为代表的中医名家，洞悉疾病本质，掌握病因病机，通过辨证论治，娴熟运用中医方药，救治成千上万的患者，为祖国人民的安康做出了贡献。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中医不仅能医治慢性疾病，更能在治疗温热病、传染病等急性病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建院初期，通过扑灭几次重大疫病，中医在建国初期建立奇功，显示出祖国医学的卓越疗效，巩固了中医研究院乃至全国中医的地位，为中医在新中国的发展开拓出一片天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中医地位的巩固意义重大。

　　【 创办第一届西学中班 】

　　这两年，各地西学中班又一次风起潮涌。殊不知，60年前的第一届西学中班的创办，开启了中西两种医学相互结合伟大实践的先河。

　　1955年12月19日，在中医研究院正式宣告成立的当天，由中医研究院创办的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同时开学（俗称“西学中班”）。

　　在这一期学习班中，有76名学员参加了为期两年半的学习。当时，苏厚润兼班主任，王慈吾任班主任；曲严敏任教研室主任，杨树千、祝谌予任教研室副主任。

　　第一届全国西学中班学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余瀛鳌教授回忆，当时先后开设16门中医经典及各科理论课程，如时逸人、秦伯未教《内经》，于道济、刘渡舟、陈慎吾、赵锡武、祝谌予教《伤寒》，父亲余无言和陈苏生教《金匮》，杨树千、赵金铎教《本草》，陈邦贤教《中国医学史》等。一年半后，学员又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地进行了一年的临床实习，一部分学员到农村为群众治病。

　　1958年7月，全国第一届西学中班毕业典礼举行，张稼夫等领导为25位学习优秀学员颁发了金银铜奖章。

　　1958年，中医研究院还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运动，举办了多种形式的业余班、临时训练班，组织在职西医药人员和党政领导干部系统学习中医中药知识。学习首先从中医四部经典著作学起，并且根据每个业务单位的不同要求，选读与自身业务有关的中医书籍。

　　经过中医理论学习，很多西医亲手治疗病人后，更增强了学习中医的兴趣和信心。多数西医都能写中医脉案，能用中医方法开出诊病处方；有的开始在临床实践中做一些研究工作；有的还能从中医文献中收集资料，为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准备条件。

　　为了推动西医在职学习中医工作，中医研究院和北京市都对西医在职学习中医成绩显著的医生进行了表彰。从1956-1965年，在全院219名西医药人员中，有119名（占54.3%）系统学习了中医知识，初步形成了一支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的研究队伍。

　　为了满足西医学习中医以及中医提高理论、临床水平的需求，1956年3月，中医研究院成立教材编辑委员会，于同年8年编撰完成了《内经知要语译》《伤寒论语译》《金匮语译》《本草经语译》《本草概要》《中医内科学概要》《中医外科学概要》《针灸学》《中国医学史》共9种中医教材。9种中医教材初步设定了中医教材的编撰体例和框架模式，为全国中医院校提供了教材蓝本，对全国的中医教育具有指导性意义。

　　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个批示对于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95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的全文。11月28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大力开展西医学中医运动”的社论。

　　中医研究院创办的首届西学中研究班，带动了全国西学中工作的开展，揭开了西医系统学习中医的序幕。从1956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广州、杭州、南京、南昌、沈阳、银川等地，陆续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西学中班，并在1959年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群众运动，前后持续近十年之久。

　　多种形式的“西学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中西医兼通的新型人才，其中不乏毛泽东主席所期待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或“高明的理论家”，为扩大中医药学的国际影响和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之后，中医研究院又举办了第二、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就是第三期西学中班学员。（本文参考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史，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