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瘟疫学理论构建中医疫病防治新体系

　　己亥年岁末，新冠肺炎肆虐中国。目前，我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而国外的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尤其是早期及时的中医药干预，能有效缓解患者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死率，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对新冠肺炎的防治和预后具有重要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说：“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瘟疫学理论源远流长

　　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属于中医瘟疫范畴。中华民族有两千余年抗击疫病的历史，温病学理论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不断的发展中丰富形成了专门针对传染病防治的瘟疫学理论，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学和温病学体系。

　　先秦时期的文献已记载有瘟疫的内容。如《礼记·月令》中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则民殃于疫；仲冬之月，地气沮弛……民必疾疫”。“疫”，《说文解字》释“民皆疾也”，亦即传染性疾病。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我国虽先后发生过三百余次瘟疫流行，由于中医药的护佑，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像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等高致死率疾病的发生。

　　中医对瘟疫的认识可追溯至《黄帝内经》。该著作中已出现“温疫”“温疠”“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等病名，还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如《素问·刺法论》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黄帝内经》认为疫病的发生与天、人、邪有关。天，指五运六气的乖戾失常。如《素问·本病论》曰：“失之迭位者，谓虽得岁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时不节，即生大疫。”人，指人体的正气亏虚。如《素问·本病论》曰：“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邪，指六淫邪气或“毒气”“尸鬼”等疫疠之气。如《素问·本病论》曰：“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黄帝内经》已经认识到“疫疠”之气可从口鼻而入，侵犯人体。如《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天牝”指鼻，因呼吸天气，故谓“天牝”。

　　汉至唐宋，瘟疫理论续有发展。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其中的“伤寒”就是传染性疾病。晋代王叔和开始把瘟疫分为“寒疫”和“温疫”两类，并认为引起疫病的原因是“时行之气”和（或）“时行疫气”。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用“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治疗疟疾。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就是从中获得的灵感和启示。隋朝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列有《疫疠病诸候》三篇专论，阐述了瘟疫的病因和证候特征。宋代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中制定了五种瘟疫病名，即青筋牵、赤脉攒、黄肉随、白气狸、黑骨温，治疗上采用羚羊角、石膏、大青叶、栀子等寒凉之药，突破了已有的治疗瘟疫的方法，对后世瘟疫的治疗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清是瘟疫理论发展的高峰时期。明末吴又可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自己大量的临床实践，编著了《温疫论》。《温疫论》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瘟疫病理证治的专著，书中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瘟疫的病因、发病条件、传染方式、病变趋势、临床表现、诊断方法、治疗大法和禁忌、选方用药等。吴氏认为瘟疫的病因是杂气，其认识突破了六淫致病的局限。杂气的传染途径有“天受”和“传染”之分，其中“天受”指吸收了空气中疫气发病，“传染”是直接与疫病患者接触发病。吴氏认为杂气致疫具有“伏而后发”和反复发作的病理特征。吴氏常用达原饮、三消饮、承气类方等治疗瘟疫，这些方药沿用至今。《温疫论》问世后，研究瘟疫的医家和著作相继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如戴天章《广瘟疫论》、余师愚《疫疹一得》、刘松峰《松峰说疫》、熊立品《治疫全书》、陈耕道《疫痧草》、李炳《辨疫琐言》、汪期莲《瘟疫汇编》等，形成了颇有影响的“温疫学派”，成为瘟疫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瘟疫学理论及经验被广泛用于传染病的防治，中医药防治流行性感冒、禽流感、麻疹、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出血热、登革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重大传染病，成就令人瞩目。尤其是1954~1957年，石家庄、北京、广州等地先后发生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按暑温、暑温兼湿辨证用药，有效控制了疫情；2003年SARS流行，中医药的介入治疗有效降低了致死率，并减轻了患者出院并发症；2005年四川暴发人猪链球菌病，按照暑热疫治疗，取得了良好的疗效。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要求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加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中医药工作者运用瘟疫学理论认识疫情的发病规律，使用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有效控制了疫情，展现了中医药的强大生命力。

　　因此，历代医家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汇集而成的瘟疫理论，对指导传染病防治，保障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作出了重大贡献，对现代感染性疾病，尤其是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巴蜀温病研究厚积薄发

　　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代表的巴蜀温病学派，在瘟疫理论系统研究、教学改革和临床实践等方面积淀深厚。

　　瘟疫理论研究，成果丰硕

　　成都中医药大学温病专家于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温疫理论的系统研究，系统梳理古今瘟疫学家的思想，发表系列有影响文章，形成瘟疫学说理论体系。总结新时期SARS等防治经验，温病团队深入开展中医感染病理论体系研究，将中医理论与临床感染病防治相结合，于2004年主编大型专著、国家重点图书《现代中医感染性疾病学》。团队在系统研究古代医家防治疫病理论基础上，将瘟疫划分为温热疫、湿热疫、暑热疫、寒（湿）疫、杂疫，对每类疫病进行梳理，形成较为系统的体系。研究成果被吸纳入全国规划教材。

　　教育教学改革，开拓创新

　　学校温病学科分析传统中医课程体系，发现本科教材《温病学》中疫病知识不足，课程设置上没有充足的讲授瘟疫学知识，学生对瘟疫学理论知之较少的情况，于2000年初在全国率先将疫病学作为新课程加以建设，面向本科生开设《瘟疫学》课程，打破了国内中医院校尚无面向本专科专门疫病学课程的局面，解决了《温病学》课程难以设置充足的学时专门讲授瘟疫学内容的矛盾，避免了寒温割裂学习，学生不能融汇贯通、综合认知的情况。组织编写出版了特色教材《瘟疫学新编》，后又优化教材，主编出版“十三五”中医药院校创新教材《瘟疫学》，对指导传染病防治、加强中医药疫病防治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较早践行了教育部正在研制《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关于完善中医药学科体系、强化中医基础类、经典类、疫病防治类学科的建设、增设中医疫病相关课程等意见，强化了中医药防疫人才的培养。

　　随着瘟疫学课程改革的深入，教学不断与时俱进，学校温病学科创新疫病教育教学，提出课程目标必须围绕疫病人才培养，课堂设计必须结合新发疫情，课程思政必须纳入抗疫实践，教学内容必须理论结合临床，瘟疫教学注重临床实践，培养懂瘟疫、能抗疫的优秀中医人才。相关研究获得四川省和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瘟疫防治，成效斐然

　　成都中医药大学从建校之初的防治血吸虫病、钩体病到后来的SARS、人猪链球菌病、地震灾后防疫、新冠肺炎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四川地区瘟疫防治的牵头单位，多次组织专家深入疫区，运用中医药有效控制了包括钩端螺旋体病、人感染猪链球菌病、SARS等疫病流行。本次新冠肺炎发生后，成都中医药大学专家团队积极参与疫情防治，参加“中医药+互联网”公益抗击疫情行动，开展“专家与北美校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线交流会”；温病团队撰写拟订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轻症居家中医调理方案，运用于学校和四川省、重庆市等多家单位的数万人次和医疗单位等防护，参加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防疫方案制定，指导基层医院重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医治疗，撰写的相关防治建议书被中央办公厅信息综合室单篇采用，主编出版《大众抗“疫”中医调护手册》（四川科技出版社），被“学习强国”权威平台报道，得到众多媒体转载好评。团队借助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中医出版”和“巴蜀温病流派”等微信公众号开设“瘟疫讲堂”，上传课件供全国同行研习，反响热烈。2020年4月，成都中医药大学专家在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主办的战“疫”肩并肩线上“专家讲堂”，以《从瘟疫理论认识新冠肺炎》为题与同仁分享从瘟疫理论治疗新冠肺炎的思路。5月，受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邀请，对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及日常养生保健进行线上讲座。9月，在“西部联盟大讲坛·中医思维与经典传承”高级师资培训班中，以中医抗击新冠肺炎为例，讲述了温病经典理论的应用及价值。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中医药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系统总结、梳理各个历史时期中医疫病防治理论，汲取古代经典著作中的疫病防治经验，深入研究治疫名家学术思想，从疫病疾病分类、辨证体系、治法方药、人才培养等方面，突破目前疫病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疫病人才培养相对不足的局面，构建系统的、完善的中医疫病防治新体系。目前亟须加强以下研究：

　　不断丰富完善疫病防治理论体系

　　已有的传染病，通过中医“因发知受”理论，已经获得了其因证脉治规律，能够指导治疗。但面对新发传染病，中医缺少系统的认知理论，导致对传染病的认识滞后，甚至产生诸多分歧，严重妨碍了传染病的及时防治。笔者建议可从以下两点入手：一是加强瘟疫“病”的研究。回顾性总结已发传染病的气候特征、始发症状、流行特征、证治要点，丰富和完善瘟疫“病”的内涵；二是完善辨证论证体系。当前，各种急性传染病（经典传染病、新发传染病）时有发生，这类疾病病情复杂、症状多变。借助传统卫气营血、三焦、六经、脏腑等辨证论治体系来认识、指导现代传染病防治，这种辨证体系的分散导致指导的系统化不够、专一性不强，不能快速有效地认识和防治新发疫情。系统成熟的辨证论治体系是疫病防治的基础，因此，整合相关理论体系,构建更为精准的疫病防治辨证体系势在必行。

　　深入挖掘疫病特色治疗方法

　　确有疗效的方药和疗法是瘟疫防治的关键。历代医家在防治瘟疫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用药经验和特色疗法,如晋唐时期用于佩戴辟疫的单味药物桑根、女青等，明清时期广泛应用的降香、沉香等多种香料，以及《神农本草经》的雄黄,《千金要方》的老君神明白散，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太乙流金散、屠苏酒、《景岳全书》记载的紫金锭等等。特色疗法如用中药悬挂、佩戴、烧熏、涂浴、塞鼻、取嚏、点眼、涌吐、粉身、洗浴等防治瘟疫。深入系统整理发掘特色的预防和治疗方药方法，有利于丰富疫病防治手段，拓展中医防治疫病药物的使用范围，对继承和发扬传统疫病理论，构建现代瘟疫中医防治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疫病防治人才队伍和平台建设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们国家在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突出表现为疫病防控方面人才队伍的不足。面对疫情提出的新挑战和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新要求，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强疫病人才建设：一是整合高校、企业、研究院人才资源，汇聚科研创新力量，健全疫病防治高级专家智库，为推动疫病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提供顶层设计；二是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疫病研究创新中心，整合中医疫病研究力量，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研究平台；三是推动中医瘟疫学科的建设，建设推广中医疫病相关课程和教学改革，开办中医疫病特色专业，强化中医疫病理论和临床技能培训，加强建设疫病防治临床基地，打造一支高水平的中医疫病人才队伍。（张之文 冯全生 成都中医药大学）

　　（d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