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天林：近现代历史视角下的中医药与中西医交流

作者简介

苟天林，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课题首席专家。

•面对鸦片烟毒对民族健康、百姓生命的危害，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在抵御侵略、禁戒鸦片中的见识和担当，中医药在戒除鸦片毒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忌酸丸”“补正丸”，以及廉价的“四物饮”“瓜汁饮”和流传至今的“林十八方”，被视为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对禁烟的重要贡献。

•“中西医汇通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顺应历史潮流，深怀为“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的理想，艰辛探索，力求“与古为新”，其精神和贡献都是十分可贵的。

•文明是平等的、多彩的、包容的。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动力。中医和西医，都是在人类维护生命健康历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正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指导方针的基础。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度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黑暗、苦难和抗争的历史转折中，中医药学也随之经历了各种坎坷，一方面它在国人清醒认识鸦片烟毒、有效戒除鸦片毒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民族危难中也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命运。其中过往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审视。

晚清禁烟中的中医

1600年，英国入侵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1688年，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与法国七年争夺印度的战争，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并于1773年、1784年颁布了《调整法》《印度法》，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其时，18世纪末期的中国，经济繁荣。当时西方市场对中国丝绸、茶叶、瓷器需求巨大，却没有与中国对等的产品。源于资本的本性和这种贸易逆差，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英国人 “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801页，2012年版）开始了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同上793页）。马克思还做了这样的统计：“到1816年，鸦片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到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1856年，英国政府对中国非法鸦片贸易所得，占到了“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鸦片，是罂粟（又称米囊花、阿芙蓉）果的提取物。公元7世纪，鸦片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多做佳木观赏，可加工入药，但服之有毒。所以唐代李白有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阿芙蓉前代罕见，近方有用者”，治泻痢、脱肛、涩肠等。对于鸦片的毒性，中医早在元代就有了明确认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就曾告诫说：“今人虚劳咳嗽，多用栗壳止咳，湿热泻痢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将罂粟花果制成鸦片用于吸食，充当兴奋剂，“是十七世纪中后期从外洋传入的一种陋习”（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清代后期，随着英国大量向我国非法推销鸦片，全国“从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里，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白银达六亿两”（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鸦片吸食者，精神和肉体都遭受到极大伤害。

面对鸦片泛滥，中医温病学家王士雄（孟英）在《归砚录》中用很大篇幅揭露鸦片的危害，说鸦片“始则富贵人吸之，不过自速其败亡，继则贫贱亦吸之，因而失业破家者众，而盗贼遍地矣。故余目之为妖烟也”。他列举了英国连续多年向我国走私进口鸦片数目后，痛心疾首，说：“进口之数若是之广，有心人闻之，有不为之痛哭流涕者耶？”

面对清王朝实行了将近百年禁烟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以广州和朝廷一批官员及士大夫为主，从维护朝廷经济收入出发提出了多项禁烟主张。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坚定主张全面禁烟。林则徐和中医界人士多有交往。他目睹鸦片危害，深知中医对鸦片的认识，多次上书朝廷陈述“若犹泻泻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并受命担任“钦差大臣”主持禁烟。

在此过程中，林则徐把对外禁烟，对内戒烟密切结合，与江南名医陈修园父子、何其伟等，充分运用中医温病学疫疠致病的病因病机理论和“气血津液辨证”“三焦辨证”，分析了烟毒致病的机理，先后收集、创制了戒除烟瘾的药方十多首，经过反复比较，确定了忌酸丸、扶正方和四物饮、瓜蒌汤等四首，动员包括家人在内于广州、湖南等地大力推广。

如“忌酸丸”方，其组方机理充分显示了中医的优势：首先重用生附子以通经络；佐以柴胡、升麻、沉香升降气机，通透表里；用人参、黄芪补肺气；白术补脾气；陈皮、木香行气，以补中益气；再用当归、黄连、黄柏以凉血生血；同时，黄连、黄柏可克附子燥烈毒性；天麻治气血虚弱头晕；甘草合诸药补中益气。如此三焦同治、寒热并用、气血两补，对烟毒内蕴、耗伤气血、累及脏腑的鸦片烟毒全面反击，同时配以烟灰使脾胃以生厌恶之感，采用合理的用药方法，扶正祛邪。坚持用药三五剂即可见效，十剂左右即可戒除。

在林则徐的“戒烟断瘾方”中，“忌酸丸”是主方，“补正丸”则是辅佐方。即：先单独服用忌酸丸三五天后，每日减忌酸丸一粒，加服补正丸两粒，如此每日递减忌酸丸递增补正丸，逐渐减至不服忌酸丸，只服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就可停药。四物饮和瓜汁饮，是林则徐和中医先辈鉴于“忌酸丸”“补正丸”药价昂贵而创制的简便药方，“皆费钱极少，而收效甚捷”。

对于戒烟药方的使用，林则徐在给家人的信中，嘱其“速照方抄录，刊印三万纸，遣人散发乡里，庶使穷乡僻壤之地，舆台奴隶之微，苟一念知悔，无论有钱无钱，皆可立刻配合，则恶癖易除，而显戮可免矣”。这四首戒烟药方，当时即风行各地，收效甚著。林则徐逝世后，当地中医在忌酸丸原方15味药（含生附子和大烟灰）基础上，增加了杜仲、甘杞子、炒枣仁，即世称的“林十八方”。

那时，面对鸦片烟毒对民族健康、百姓生命的危害，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在抵御侵略、禁戒鸦片中的见识和担当，中医药在戒除鸦片毒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忌酸丸”“补正丸”，以及廉价的“四物饮”“瓜汁饮”和流传至今的“林十八方”，被视为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对禁烟的重要贡献。

中医西医的早期交流以及“中西汇通派”的有益探索

卫生和健康，是人类的共同需求。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中医药就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内容。明代的郑和航海事业中，同样十分重视中医和中医药。在郑和船队，配有180多名医官、医士和药士，还有“稳婆”，即接生婆；带有大量中药材。船队每到一地，都要设帐、施诊、送药，教当地人接生。每次出海，船上都带豆子、泡豆芽，“豆芽种生”，以补充船员无青菜饮食引起的营养缺乏。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许多药材物料，包括印尼森林的樟脑、乳香，苏门答腊火山的硫黄，以及大风子油、胡椒、丁香、豆蔻等。这些药采来后，及时在船上加工处理，药性保持得很好。郑和对这些异国草药十分重视，曾命人在南京狮子山静海寺和牛首山等地栽种培育。后来李时珍还专门到静海寺考察，以完善、充实《本草纲目》。

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李时珍开始撰写《本草纲目》。第二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明朝官吏，租住澳门。1568年，澳门第一任主教卡内罗在澳门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白马行医院。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撰写的《西国记法》有关人体大脑的描述，是最早传入的西方神经学。同时，利玛窦还把西方解剖学的概念带入中国，与撰著《疡科准绳》，清晰描述了人体骨骼形状、数目的明朝医家王肯堂进行过多次讨论交流。1622年，瑞士人邓玉涵来到浙江杭州，将西方《解剖学论》翻译成《泰西人身图说》和《泰西人身说概》两卷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解剖学译著。同时，还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医，并有选择地将中医脉学、针灸学和本草学部分内容次第介绍到欧洲。

从西医传入我国，先后有李鸿章、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医学堂和陆军医学堂，都是以西医为主，主要为清王朝的海军和陆军服务。同时，西医“服药方便”“打针入体”“外科手术”等，也一步步被一些能接触到的人所接受。这些，都为西方医学在我国日益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西医从沿海到内地，从设诊所到办医院，从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从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形成了近百年与中医并存的局面。

中医药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客观具有“实践”“传承”“创新”“包容”的显著品格，对当时西医传入，以中医的“中西汇通派”为代表，并不是排斥的，而是对中医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创新做了积极探索。

“中西医汇通派”的主要代表是四川彭县的唐宗海（1846~1897年）；广东南海的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叶）；江苏武进的恽铁樵（1878~1935年）和河北盐山的张锡纯（1860~1933年）。他们素有深厚的中医学术修养和文化自信，又认真分析西医所短所长，各自都作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唐宗海将中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与西医相互参照，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具体包括《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和《本草问答》）。涵盖了中医理、法、方、药各方面。他首提“中西汇通”，认为中医西医原理相通，力图证明中医并不是不科学，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善尽美之医学，“不存异同之见，但求归于一是”。

朱沛文在苦读中医经典的同时，也学习了西医著作，还到西医院观看人体解剖。著有《华洋脏象约簒》（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篡》）。全书共三卷，分别汇集了《黄帝内经》《伤寒论》《医林改错》等中医经典中的相关论述和西医生理解剖知识、图谱，分类相互参照、逐条分析长短。如在“心脏体用说”中，朱沛文指出：“心所生者谓血，心所藏者谓神，华意甚确。惟洋医单以心主行血，而一切知觉运动，其功皆属之脑，故一切血病，华洋皆知治心；其一切神病，洋医单知治脑，岂知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动之机，缘脑由肾所生，心与肾有表里交通之义，病则相连，故凡神病者，心肾兼疗为允”（《中西脏腑图象合篡》·“心脏体用说”）。故此等等，他认为中西医之间，有可通也有可不通之处，应“通其可通，存其互异”。

恽铁樵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他在《群经见智录》中，明确提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位置”，并阐述说：“西医之生理于解剖，《内经》之生理于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之五脏，乃气化之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既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他还提出，“如云治医学不讲解剖，即属荒谬，”那么“谓治医学不讲四时、寒暑、阴阳、胜负之理”，同样“即属荒谬”。

他在《灵素商兑之可商》一书中，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应以中医为主，“先对自己的学说了了，然后吸收他国文明”。他反对当时的“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以西洋译名为准而罢旧名的做法”，指出“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不可强合而为一也”。他在充分肯定《内经》的基础上，还在《伤寒论研究》中提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和”，对中医的演进发展充满信心。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所主张的中西医汇通特色，即：“六经关系以《内经》形能为准，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各方配合变化以临床经验为准”（《伤寒论辑义》）。所以，其著作和临床都很切合实际，很受欢迎。

张锡纯从自己的切身实践出发，认为西医之理，原本就包括在中医之中。他说：“年过三十始见西人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外。后又十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只不过中医“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他还说：“吾儒生古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他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识和责任，从医理分析、疾病诊断、治疗用药等多方面，中西互参，深入阐发。他也以对心脑的认识为例，说：“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西医为谓人之神明在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还有对气血上行的认识，他说：“《内经》谓：血之余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细辨《内经》之文，原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再如，关于用药，他说：“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他还以西药阿司匹林治疗肺结核为例，认为此药对降热很有效，但“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诸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

以上，“中西医汇通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顺应历史潮流，深怀为“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的理想，艰辛探索，力求“与古为新”，其精神和贡献都是十分可贵的。

我认为，如果就像郑和下西洋、中医先辈们的艰辛探索和西医初到中国时直接做的事情一样，中医走向世界，西医也到中国，人类生命科学的成果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一再揭示的“世界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生产的社会性和人类精神交往的客观性决定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疾病、疫疠、鸦片等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中医药的悠久历史、深邃智慧、丰富经验，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为维护人类社会的健康交往，所具有的优势和作出的贡献是明确的。

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通

针对18、19世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70页）。列宁则就资本扩张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他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资本扩张和殖民地“传统”“历史”“断绝”的论述，也同样被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医药于其中的命运所证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经历了深重苦难，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几千年佑护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医药，也曾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命运。

伴随着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发动了连续不断的侵略：1856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1888年，英国从印度发动了第一次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1902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1904~1905年间，日本和沙俄在我国东北进行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清政府割地赔款，与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侵略者在中国取得了关税、治外法权、传教、商船军舰内河航行、驻军、设租界地等一系列特权。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到1931年日本进攻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后来批准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清朝道光皇帝，于1822年一反历代于太医院均设针灸专科的常例，颁布了“禁针诏”。1903年，清政府制定大学堂章程，其中医科分医学和药学两类，医学科29类，药学科17类，中医中药虽列首位，但只占一类，其余均是西医西药，中医中药的比例被大大减少。

进入民国时代，在北洋政府以及南京政府时期，先后又发生了两件与中医生存相关的大事。一件是1912年北洋政府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在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完全把中医排除在医学系统之外，即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另一件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以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为纲领的4项限制中医药的提案，即“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当时，这两件事先后激起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中医界先辈针锋相对提出了“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主张。面对中医界的反对和全国舆论谴责，这两件事虽然都不了了之，但“废止中医”的争论却并未停止。

在当时，对中医药学，是“废医”还是“护医”，有代表性的是主张“废医”的余云岫和坚决“护医”的恽铁樵之间的争论。两人对中西医都有一定修养。恽铁樵强调，中医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要按照自己的理论去发展；中医的立足点在理论，也在临床，看好病、有疗效就有科学道理。余云岫则认为中医虽有疗效，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是虚玄之学，中医是立足于空想。这个争论逐渐发展到学术之外，成了中医存废之争。近现代史上，国运衰败时，中医药也受到很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呼唤，也正是人类社会的先进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中医药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中医药早期深度介入，全程广泛参与，在防控和患者救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明是平等的、多彩的、包容的。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动力。中医和西医，都是在人类维护生命健康历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正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指导方针的基础，也是在学术领域，对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项成果，都应正确对待的科学态度。

抚今追昔，国医、国运密切相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中医药必然会在守正创新、振兴发展的过程中，作出新的历史贡献。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8月29日10版，为作者2020年7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与中华文明”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