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中医药文化层面研究

　　中医药是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具有悠久历史、独特理论体系及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传统医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药根植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养分而成长起来，兼具了技术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知识，是厚重中华文化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一脉相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中医药作为传统医学，是由技术层面的临床经验和原初的基础医学知识，文化层面的古典哲学、区域性文化和若干群体的信仰等“五要素”组成。

中医学具有文化和技术层面双重属性

　　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中医针灸的现代科学研究就是歧途，中医针灸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这种观点事实上是利用了中医药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而绑架了整个中医学，忽略了其技术层面的存在。所以在此，学界有必要明确中医学所具有的文化层面和技术层面双重属性，需要针对不同属性开展针对性的学术研究，避免以偏概全。而且文化层面和技术层面是一个有机整体，首先，中医药文化离不开技术及其临床疗效的支撑是显而易见的，否则就不成其“医”，技术层面也离不开文化层面的引领，中医学理论体系对中医学临床实践的传承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其二，因为基本上每一种文化体系都会衍生出一套病因学观念以及相应的思维体系和说理工具，并基于此构建人体、疾病的轮廓和对应的医疗理念及具体防治方法，而这种防治方法的选择也多与民众的文化心理以及防治手段获取及掌握的难易程度有关。

中医药学将科学和文化结合到一起

　　中医理论用宏观的、系统的、普遍联系的形式反映了人类的生理病理变化和生命现象，并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检验中医学理论正确与否的观念与方法，即价值尺度，在这种尺度下中医学实现了几千年的稳步发展。目前世界各地文化传统、技术资源互动交流日趋频繁和深入，试图在完全拒绝和排斥现代医学的情况下建立中医药的主体性，基本既无必要又无可能。而且，只有在与现代医学深度互动和交融的过程中，中医学独特而实用的思想观念和理法方药体系才能真正得到体现，中医学的主体性最终才能够建立，也才能够稳固。但在一定程度上看，近代以来的中医学与所谓西方医学的交流却带有很强的单向性，更多的是西方医学知识体系和文化观向中国输入。在此过程中，中医学受到了挑战甚至同化，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学文化层面的知识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挖掘。诚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所言：“现代医学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以为医学最为合适。”说明中医学不仅是一门治病救人的应用技术，也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王永炎院士也认为“中医药学科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科学、人文水乳交融。科学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大科学与大文化。然而两者并不是等同的，而是两个范畴。两个范畴的东西结合到一块，正是中医药学最可贵的地方，也是最符合医学的内容。”

针对性地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

　　目前中医药界开展的研究大部分属于技术层面，也即现代的医学家们试图将已经被证明有效了的疗法作为发掘中国传统医学现代价值的立足点，而回避对其理论和概念的分析。即使有，也多是非中医药如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专业的专家在研究。虽然这些研究独特的视角促进了中医药的发展，但也无须讳言，由于部分研究者学术背景和知识面覆盖的差异，有些也许并非中医学自身的关注焦点。就像韩启德院士评论历史学家书写科学史时所指出的：“他们重视史料，也往往擅长写故事，但往往对科学理解不够深。”其实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科学、伦理、宗教等各方面知识，不仅渗透影响且直接参与了中医学理论的建构，并历史性地成为中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即基本实现了文化和技术的高度融合。

　　当然，任何脱离了文化背景而独立发展的学科基本上都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在进行中医学技术层面研究的同时，有必要针对性地开展中医药文化层面的研究，唯有如此才可能更好地为中医学的传承创新发展服务。黑格尔曾说：方法，是一切哲学体系的灵魂。进行中医药文化层面的研究，除传统的文献研究、中医技术方法背后的医道医理研究外，还可以根据中医药文化层面的构成，多学科交叉，借鉴发生学、知识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诠释学、认知语言学等理念和方法对其进行多方位阐释、学科元研究。正如英国皇家医学院院士马伯英所说，“借助于世界上各著名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借鉴他们得出的科学结论、原理，可以在重新审视自上古迄今的中医文化现象过程中，发现大量有趣的、过去被忽略了的事实；可以重新理解、阐释中医文化的根结与中医理论的本质。”（高振 董竞成 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

(d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