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两汉中医出土文献谈文化自信

□ 熊益亮 北京中医药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出土文献不断被发掘与保护，据统计，出土或收藏次数有35次之多。中医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例，截至2019年底，资助中医出土文献类课题32项，覆盖所有基金类别。习近平总书记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通过对中医出土文献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理清我国早期中医药思想文化的面貌，更有利于坚定我们的传统文化自信。

    中医出土文献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

    中医出土文献的载体主要有竹简、木简、木牍以及缣帛，其中简和牍的区别主要在于“简”为细长条形，可写一或两行字，常用绳子编联；“牍”则为宽大片状，可写多行文字。如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为五书合为一卷的“帛书”，《十问》《合阴阳》为两书合为一卷的“竹简”，《杂禁方》为“木简”；甘肃武威汉代医简主要为“医方”，则由七十八枚竹简和十四块木牍构成。可以说，这些出土的中医简帛、简牍文献本身就是珍贵的历史文物，简牍制作工艺、书法艺术价值，向世界展现了两千多年前我国的文献、文字水平，反映了当时我国的医学面貌，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

    又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已经记有传染病的预防制度，曰：“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城旦、鬼薪疠，可（何）论？當（迁）疠（迁）所。”“疠迁所”就是专门用来隔离麻风病患者的地方，开创了我国乃至世界传染病隔离之先河。除出土的中医简帛、简牍文献外，还有相关器物的出土，如河北省出土有“西汉中山靖王府医工铜盆（1968年）”，四川省出土有“绵阳双包山西汉墓人体经脉漆雕（1993年）”“成都老官山西汉墓经穴髹漆人像（2012年）”，这些珍贵的中医药出土文物都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更成为了现代的国家宝藏。

    中医出土文献展现中国原创力量

    中医思想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土壤，如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在论述身体观中直接将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方式引入，并结合了中医学对身体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医学特色的身体观，即是一种气化的身体、数术的身体、中和的身体、比喻的身体、结构的身体。

    以气化身体观来说，“气”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起点，被先秦诸子用来阐释或实践各家的理论功夫，如老子的“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孟子的“浩然正气”，荀子的“治气养心”， 尉缭子的“战在治气”等。“气”作为身体与自然沟通的媒介，是“天人相应”思想的具体表现，简帛医书也常用“气”进行身体论述，主要体现在“化生”“筑形”“决死”三个方面。除传统“天人合一”外，在成都天回汉墓出土医简出现“通天思想”，这是中医学的原创，以“气之通天，各有官窍”（《脉书·上经》）统领“生气通天”“五行通天”“五脏通天”“五色通天”“经脉通天”，即以“通天”的生命认识为核心，将人体的呼吸、五行、五脏、五色、经脉等贯通连属，成为中医诊法理论体系构建的思想基础。

    在阴阳思想方面，中医学又创立“三阴三阳”思想，中医出土文献《阴阳脉死候》《脉书》记载：“凡三阳，天气也。其病唯折骨、裂肤，一死。凡三阴，地气也。死脉也，阴病而乱，则不过十日而死。三阴腐脏烂肠而主杀”，指出三阳为天气，三阴为地气，并将“三阴三阳”（厥阴、少阴、太阴、少阳、太阳、阳明）运用于经脉理论，是后世十二经脉的起源。总而言之，中医学在吸收传统思想文化建立自身理论体系框架时，又能有所创见和发展，使自己的思想体系更加完善，展现了中国原创力量。

    中医出土文献守卫中华民族健康

    中医出土文献主要以“医方”“医经”为主，这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基本相符，根据现代学科分类，涉及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针灸推拿学、方剂学、药学、养生学以及临床各科的治疗等。临床各科的治疗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男科、五官科、骨伤科、肛肠科、传染病等，充分说明在先秦两汉时期中医学已经在应对各科疾病，并积累了大量的医方，如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养生方》，老官山出土的《治六十病和齐汤法》以及还在整理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医方》、湖北荆州胡家草场大墓出土的“经方”简（1000余枚）等。

    以养生来说，先秦两汉简帛医书中对养生已有大量的论述，通过整理与总结发现当时医家认为养生身体的表现主要有发黑肤泽、耳目聪明、身轻善行、力强寿长、气充精足等。又有专书《养生方》记载具有养生功效的方剂，主要涉及补益、延年、养颜等，其中补益剂占养生方的一半以上，是养生方最主要的内容。从养生方剂中所使用的药物功效来看，当时医家对于药物功效的把握与应用已经较为全面，经对比研究，其与后世本草书的记载基本一脉相承。除药物功效外，还对药物采摘时节、药物炮制、服药方式、食物补益等进行论述，表明当时已经具有较高的用药水平。中医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与传世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同时代或者更早的医学典籍，也向世人证明我们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了大量的临床实践的总结，成为中华民族健康的守卫者。

    中医药文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四大传世经典为核心的医学文化。先秦两汉时期，尤其是先秦时期的中医药文化由于文献资料的散佚和缺失，一直以来都存有相当多的疑惑与空白，因此学界对于早期的中医学体系的形成存有不少困惑。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逐步揭开了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医学面貌，无论是其自身所具有的文物价值，还是其中蕴藏的“道”（思想文化）和“术”（医学技术）的价值，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从两千多年前的出土文献中，我们找到最真实的文献记载，证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文化一路走来，在不断地传承、发展、创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传统文化也在继承和创新中，以应对这个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传统文化生命力，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 （作者熊益亮，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