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医药发展的新态势

　　编者按：11月28日，《中医文化蓝皮书——中国中医药发展报告（2019）》在北京发布。《中医文化蓝皮书》由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北京中医药文化传播重点研究室主任毛嘉陵主编，是我国中医药发展战略与政策咨询的智库年度报告文集，2019年是第4次发布。2019版《中医文化蓝皮书》重点调研了中医药进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的新形势、中国中医医疗服务现状、我国中医健康旅游发展的新态势及我国中医药领军人物的年度网络学术影响力等，并用数据展示了2019年中医药发展前沿态势。本版摘编部分报告内容，以飨读者。

　　2019年是中医药开启全球合法化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5月25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首次将传统医学纳入其中。这就意味着传统医学将与国际医学管理标准与统计体系接轨，全球各国政府在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政策制定以及医疗保险中，已不可避免会涉及传统医药，势必将大大地推动传统医药在全球的发展。

　　中医药可满足健康服务新需求

　　百年来西医药在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和市场经济双重动力的推动下，在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特别是最近数十年的医学发展，最直观的表现是医院的诊断治疗仪器和设备越来越复杂，电镜、内镜、超声、CT、磁共振成像等诊断技术具有精确化、动态化的特点，透析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显示了新技术和新材料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外科手术不再仅仅是切除与缝合，而是向着越来越微创、精细的方向发展，器官移植的成熟在理论上已经可以“再造一个人”。现代医学的突飞猛进，明显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质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为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全面实现了现代化、全球化，而且还一跃成为世界主流医疗体系。

　　然而，现代医学的治疗方式也是一把双刃剑。西医主张的对抗治疗常常破坏了人体内环境的平衡和谐，有些疗法或药物针对某种疾病虽然有较好的疗效，但却对其他部位或功能会带来新的伤害，产生出一系列可怕的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20世纪曾出现过多次严重的药物副作用事件，给患者带来新的麻烦和痛苦，等到发现时往往已为时太晚。现代医药公司出于商业利益不断推出新药，虽然会进行很严格的药理和毒理试验，但实验室的检测未必就能做到绝对的万无一失，也不可能据此预测到服药以后可能造成的一些危害。

　　西医虽然已十分发达，但仍然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健康问题，也不可能治疗人类的所有疾病。西医学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还有许多难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如对恶性肿瘤、艾滋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疑难病症缺乏行之有效的治法；在传染性、细菌性疾病减少的同时，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病、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增多，仍缺乏针对性强的治疗措施；化学合成药物的疗效显著，但却能产生出严重的毒副作用。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医疗健康消费市场上更兴起了回归自然、绿色医疗的呼声。世界医学界也在重新思考传统医学观念的现代价值，并出现向传统回归的潮流。以上背景为中医在现代科技文明背景下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中医药学是我国人民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认识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一个知识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系统理论和确切的临床疗效。历经几千年发展的中医药，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深受我国民众的喜爱。中医药在治疗一些疾病上虽然没有西医药以化学药和手术等治疗方式那样快捷，对治病机理也未能用现代科学知识清晰地阐释，但只要接受过中医药治疗的人都对其疗效深信无疑。事实上，中医药不仅对很多常见病和疑难疾病有确切的疗效，而且对一些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疾病也具有疗效、甚至是很好的疗效。中药复方通过中药中复杂的多样化学成分，针对多靶点、多因素和多环节进行综合性的调节，所以它的疗效不一定像西药那样专一明确，但却可以更持久、更稳定和更全面。也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西医的弱项就是中医的强项，这也是中医渴望满足人类健康新需求之所在。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183个国家和地区在使用中医药，这意味着中医药已为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民众提供了健康服务。已有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设立有传统医学相关法律法规的会员国有29个，其中有18个国家已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近年来，我国卫生部门与70多个国家卫生部签订的卫生协议中涉及到中医药的内容，我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20多个国家的政府直接签订了中医药合作协议。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东盟、欧盟等、地区和国际组织进行卫生经贸合作的重要项目，在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外人文交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促进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药在世界上的发展：

　　1975年成立国际针灸培训中心。

　　1976年将传统医学事业列为世界卫生组织主要工作之一。

　　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第三十届大会通过“促进和发展各国传统医学的训练和研究工作”的决议并设置传统医学专家委员会，并敦促各国政府“充分重视利用它们的传统医学，以合适的章程满足全国的卫生需要”。

　　1977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促进和发展传统医学”会议上肯定了“传统医学”。1978年成立传统医学规划署。

　　1981年成立国际传统医学合作中心。

　　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刊物《世界卫生》发表针灸专刊，宣传介绍针灸，并建议针灸可用来治疗43种疾病。

　　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纪事》以社论的形式介绍“针灸在现代保健中的应用”，积极推动针灸在各国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特别制订国际所接受的标准针灸穴名方案。

　　1996年在意大利米兰提出63种针灸治疗适应病症。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制订了一个地区性的传统医药发展战略。

　　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制订传统医学战略。

　　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中国北京举办的首届传统医学大会上发布《北京宣言》，主张发展传统医学。

　　2009年和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敦促成员国实施《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年）》，并在其主办的62届和67届世界卫生大会两次通过《传统医学决议》。

　　2019年5月25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首次将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

　　中医药年度发展呈现新形势

　　在健康服务方面

　　传统医药开始进入法理上的全球化

　　2019年5月25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首次将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此举被称为是中医走向世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塔里克·亚沙雷维奇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此举有助于包括中医在内的传统医学融入主流医学”。融入主流医学体系并非仅仅获得医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学术地位和进入世界医疗服务市场的一个资格，而是具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标志着传统医药正式从法理上开始全球化。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已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要实现全面的传统医药国际化，还需要在标准化、国际合作等多方面完成大量的必须的基础工作。

　　中医药全球化必须突出特色和集中优势

　　中医药要进入世界主流医学体系就必须突出特色集中优势。面对世界卫生组织将传统医药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管理的新形势，我国应借此东风尽快做好在更多国家合法化的战略规划，以推动中医药全面进入世界医疗市场。从2007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各专业协作组对中医优势病种进行了整体梳理，先后多批次公布了406个中医优势病种的中医临床路径和中医诊疗方案。

　　为了更好地突出中医药的特色和集中中医药的优势，2019年《中医文化蓝皮书》提出了中医药全球化的系列发展战略思路，首先要推动中医药文化价值观的国际认同，消除各国民众刚接触中医医疗时的疑问，因此就必须尽快创建一个面向全球的中医药话语平台。同时要不断完善我国的中医药法规，为各国在制定传统医药法规时提供可借鉴的范本，以促进各国建立健全传统医药政策法规管理制度。而最核心的工作是必须努力创新中医药学术知识体系，还要设计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中医药运行模式。

　　我国中医医疗服务的发展变化纵向大横向小

　　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医医疗服务的发展，2019年《中医文化蓝皮书》对中国中医医疗服务现状进行调研，以期客观地反映中国中医医疗服务条件和服务能力以及年度发展趋势，并通过这些变化的数据来展示已取得的最新成就。同时，也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以寻找解决方案。由此不断地促进中医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让广大民众从更加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中享受到健康实惠。

　　从2014年到2018年的五年间，中医医疗各项数据都有不同程度的明显增长。中医医疗机构床位数的增幅最高，达140.69%。中医医疗机构数也有较大增长，增幅达139.20%。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数逐年增加，增幅达136.73%。增幅较小的是村卫生室中医诊疗人次，仅微弱增长，为102.97%。以上数据，从纵向来看，中医医疗各项数据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甚至是明显的增长。但从横向来看，中医药在医疗市场上占有率等多种数据，仅为小幅增长，长期在15％以下徘徊，甚至有些数据还在10％以下。

　　《中医文化蓝皮书》从2019年开始，尝试设计“中国中医就医环境指数”，希望客观地反映全国和各大中城市中医医疗服务条件和服务能力，从而促进各地中医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让广大民众从更加优质的中医医疗服务中享受到健康实惠。通过5大维度的数据采集和根据本课题组设计的数据抽取方法，最后得出2018年度“中国中医就医环境指数”为145.33。

　　通过以上数据的集中呈现，希望能够提醒中医药行业管理者和决策者重视中医药发展中的数据变化，并认真仔细地从中找出成功的原因，从而不断地增强自信。当然，更重要的是找出影响和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方案，更好地促进中医药发展。

　　在市场发展方面

　　中医健康旅游目的地发展迅速

　　最近十来年，医疗健康旅游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快速发展，已成为一个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2019年《中医文化蓝皮书》系统分析了15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地在资源、产品、服务、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和管理6个维度的情况，同时分析了目的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地的后续发展以及其他目的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调查发现，消费者认为综合情况较好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地前10名，分别为北京东城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61.71%）、安徽亳州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49.05%）、河北安国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47.68%）、贵州黔东南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38.82%）、四川都江堰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35.23%）、广西南宁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33.86%）、上海浦东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33.44%）、山东日照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31.65%）、重庆南川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29.85%）和江苏泰州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21.31%）。

　　社会办中医机构数量大规模小

　　到目前为止，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数量占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数的94.78%、诊疗量占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总诊疗量的24.7%。其中中医类门诊部、诊所机构数占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数的91.4%，但是诊疗量占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总诊疗量只有20.1%。据了解，全国部分省市已经有了一些初具规模的连锁国医堂、中医馆，其注册医疗机构的类别基本上都为中医门诊部，如广东的和顺堂（超过60家）、昆明的圣爱堂（37家）、北京的御生堂（37家）、北京的仁医堂（6家）、山西的广誉远国医堂（6家）、福建的瑞来春堂（9家）、重庆的渝和堂（7家）、青海的久美藏医门诊（42家）等。

　　目前，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虽然已初具规模，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仍不能适应社会办医的要求，审批中医医疗机构的程序存在复杂、繁琐、效率低等问题，医疗机构诊疗科目的限定阻碍了多样化医疗服务的发展，社会办医缺乏成熟的中医师团队，医师注册审核缺乏人性化管理，医保准入是社会办中医的巨大忧患，院内制剂的相关规定影响社会办中医的中医特色发挥，部分医疗相关政策未将社会办医纳入，医疗机构多头监管进而导致政策执行矛盾。

　　在文化传播方面

　　中医药传播正积极利用新兴媒体

　　随着媒体形式不断出现和变化，信息发布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报告运用统计分析法，对全国中医药政务、中医医院（含民族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专科医院）、中医药院校和中药企业开通微信、微博、头条号、短视频等新兴媒体账号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呈现当前全国中医药行业新媒体账号运营情况。

　　在信息时代的中医医院正通过积极开展“互联网+”服务，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本报告分别从医疗机构“互联网+”建设视角和患者对“互联网+”服务感知视角，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对北京市三级中医医院（含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专科医院、针灸医院，共24家）“互联网+”服务情况展开调查，分析了北京市中医医院“互联网+”服务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广安门医院“互联网+”服务的现场调研，以患者视角探寻中医医院“互联网+”医疗服务体验的发展现状。调查结果显示，不同中医医院“互联网+”服务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中医医院“互联网+”服务的主要平台正在从微博端向微信端发展，中医医院“互联网+”就医体验存在可提升空间。

　　中医药领军人物年度网络学术影响力差异明显

　　学术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学者学术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包括对人和对该学术专业的理论和实践等的影响。作为国家级中医药工作者最高殊荣的获得者——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和岐黄学者等领军人物的网络学术影响力如何呢？本报告对90位国医大师、100位全国名中医、99位岐黄学者的网络学术影响力数据进行了采集、分析和排名，客观地反映了目前我国中医药的最高学术水平。论文被引量前20名为李平、王华、王阶、王峥涛、陈士林、陈可冀、果德安、屠鹏飞、肖小河、王琦、段金廒、张伯礼、危北海、李建生、王喜军、高颖、史大卓、刘保延、沈自尹、高秀梅。

　　中医药未来发展充满新希望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对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医疗健康服务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2016年1月1日联合国正式启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今后15年将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新议程范围广泛，主要包含有社会、经济和环境等三个层面，其中与人类健康有关的有：改善营养状况，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2016年11月21日～2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世界卫生组织在上海联合主办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发表了《2030可持续发展中的健康促进上海宣言》。特别是2019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将传统医药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

　　在此大好形势下，我们大胆地做一个预测：再过30~50年，即2050~2070年前后，中医药将在全球医疗服务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且将推动中医院服务理念、服务方式、服务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同时，更多的现代高科技成果将在中医领域应用，以提升中医的临床诊疗水平，极有可能实现学术上的创新和突破。以下是我们的部分预测，详细内容见相关专题论述。

　　中医医疗服务将从治病转化为“整体健康方案提供方”

　　为了更全面地认识生命、健康、疾病和死亡，必将从科学文化角度对人体身心灵进行具有科学依据和学术价值的探索。未来的中医院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治病机构，将从单一的医疗服务分化为“医疗、养生、康复”三足鼎立的新型中医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人们到中医院不再有患病后的恐惧感，无论患者还是健康人，到中医院去都是进行“调养”，只是他们调养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中医院将分化成“疾病调养部”和“养生部”。中医师开出的处方，既有药方，也有药膳食疗方，还可能提出建议患者或调养者进行一些针对性强的养生活动。

　　中医优势病种将不断扩大“中医疾病谱”

　　中西医优势互补必将实现有机地整合，患者从就医开始就能够获得指导，能够更加理性地选择中医或西医。对医疗方式的评价，必将更加人性化和更注重治疗方法的性价比评价。中西医的优势是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中医的优势病种一般都是西医治疗后疗效不好、西医治疗虽有疗效但也有不良反应、西医没有治疗措施的病种，主要有慢性疑难疾病、心因性疾病和功能性疾病，西医临床检查正常但患者又自我感觉不适的亚健康之类。中医对以上病种都具有相当的疗效。

　　中医针灸在国内治疗的病种有所减少，但却在国外得到了发扬光大，可以治疗包括痛症、不孕症、肿瘤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皮肤科的多种病症。由于受到处方权的限制，国外的中医师不能开西药处方，也就逼着他们必须只能使用中医、针灸治病，这样反而使他们提高了运用纯中医手段治病的临床水平，也扩大了中医的疾病谱。

　　因此，在未来中医治疗的优势病种数量还会大幅度增加，而其增加病种的方式极有可能是“出口转内销”。

　　中药服用更加方便和舒适

　　在中药房购买的中药都将有数据记录，包括中药产地、规格、主要成份含量等信息。中药饮片加工将实现机械化、电脑化和标准化的生产加工控制。煎药机的煎药程序和质量都将显著提升，不会再像现在这样的“千药一色”，而且还可以将煎好的汤药，快速浓缩制成便于服用的药片、胶囊等剂型。

　　中医医疗将全面实现“信息化管理”

　　中医诊疗过程以及远程诊疗的信息管理，将在未来全面实现数据化、网络化、规范化，使中医临床诊疗过程实现工业化生产流程的质量控制，以不断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和尽量减少误诊的发生。中医专家通过网络对国内外疑难病例进行远程视频会诊，将有效解决请知名中医专家看病难的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将催生“中医数字检查室”

　　未来中医将突破难以量化表达临床现象的瓶颈，使以前很难用量化表达的精神心理现象逐渐实现量化。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信息的收集处理实现电脑化后，将设立专门的中医数字检查科室，由中医检查师负责收集和数字化处理，包括在标准光源下对舌象图片和面容图片的拍摄、可分辨寸关尺三部脉象的脉象仪的脉象数据采集、口述病情的视频拍摄以及电脑数据记录等。中医师将直接利用已信息化处理的四诊数据，并依据这些信息进行辨证施治，最后形成一份用于指导临床治疗的可供网络查询的“电子病历”。

　　人工智能技术将创造出“辨证施治设备”

　　大数据时代必将深刻影响中医诊疗过程，将出现以象信息为中心进行采样、分析和评价的“中医数字检查室”，将全面实现人工智能控制下的辨证施治。“人工智能中医”将中医医疗服务的全过程进行数字化，全面实现临床信息资源的交换、共享、互联、互通和互分析，从而创造出用于辨证施治的人工智能中医医疗设备。这对中医学术研究和临床诊疗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是促进临床信息采集的“规范化”。如果信息采集缺乏标准，同一个信息采取了多样性的表述，无疑会导致诊断结论的混乱，严重影响治疗效果。“人工智能中医”可有效地促进中医望、闻、问、切等临床信息采集的标准化、精确化和量化，从信息采集的可靠性上保证临床诊断的正确性。

　　二是促进诊疗决策咨询的“适时化”。“人工智能中医”则可以在临床诊疗中提供适时动态的、经智能筛选的多种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解决方案、预计治愈率及其分析，而非逐一手动检索，使中医师进行诊疗决策时能够掌握到更多的有价值的参考信息，相当于一次名老中医的集体大会诊。同时还可提醒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和副作用，最大程度地避免引发医疗事故。

　　三是促进中医思维训练的“高速化”。“人工智能中医”可以通过模仿名老中医的认知思维，为年轻中医师提供系统的、或有针对性的中医思维训练，也可以随时帮助他们进行思维调整和矫正。即使已具有中医思维甚至已具有相当临床经验的中医专家，在其个人头脑中无论储存的信息量，还是运用信息的思维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仍然难以掌握和充分利用一切更有效的中医思维成果，这仍然需要“人工智能中医”来发挥诊疗辅助作用。整个过程不仅有助于迅速提高中医师的临床诊疗水平，而且也能使“人工智能中医”不断学习提高，可谓一举多得。（毛嘉陵）